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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态鉴 第一章 总论情态

作者:古文学  时间:2017/12/18 15:59:34  阅读:次  类别:冰鉴

容貌者,骨之余,常佐骨之不足。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大旨亦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

容貌者,骨之余,常佐骨之不足①。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②。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③。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④。大旨亦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⑤。

【注释】
①容貌者,骨之余,常佐骨之不足:余,这里是外在表现的意思。其实,容貌并非仅仅是“骨之余”,而是骨、肉、神三者的综合性产物。佐,辅助,这里是弥补的意思。这三句话的意思是:容貌是骨骼的外在表现,常常能够弥补骨骼的缺陷。
②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这三句话的意思是:情态是精神的外在表现,常常能够弥补精神的缺陷。
③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乍,初;始。这里讲的是观人的方法和步骤。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久久注目,要着重看人的精神,初一放眼,则要首先看人的情态。
④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大家,这里指内在修养和外在风度均达到极高境界的人,如古代高官显宦、硕儒高僧等。大家举止,指那种安详静穆、闲雅冲淡的举止。羞涩,指那种不善于交际因而缺乏内在冲动和外在激情的情态,这种情态属于内向型情态。行藏,这里是形迹、举动的意思。小儿行藏,非指小儿的行藏,而是指小儿般的行藏,即哭哭笑笑、又跳又叫之类的幼稚举动。这四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是大家情态,即使是羞涩,也是一副佳相;反之,只要是小儿般的情态,愈是用又跳又叫之类的幼稚举动去掩饰真相,反而愈是显得幼稚和粗俗。
⑤大旨亦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大旨,大处;主要之处。与下文的“细处”相对。细处,指各种具体的有生动细节的情态。古人观人,最讲主次和取舍。主,即起关键作用的主要部位,这是取的对象;次,即无关紧要的次要部位,这是舍的对象。主次与取舍,具有明显的辩证法思想,值得借鉴。

【译文】
一个人的容貌是其骨骼状态的余韵,常常能够弥补骨骼的缺陷。情态是精神的流韵,常常能够弥补精神的不足。久久注目,要着重看人的精神;乍一放眼,则要首先看人的情态。凡属大家——如高官显宦、硕儒高僧的举止动作,即使是羞涩之态,也不失为一种佳相;而凡属小儿举动,如市井小民的哭哭笑笑、又跳又叫,愈是矫揉造作,反而愈是显得幼稚粗俗。看人的情态,对于大处当然也要分辨清浊,而对细处则不但要分辨清浊,而且还要分辨主次方可作出取舍。

【智慧解析】
“神”与“情态”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它们是里与表的关系。“神”蓄含于内,“情态”则显于外;“神”以静态为主;“情态”以动为主,“神”是“情态”之源,“情态”是“神”之流。
“情态”是“神”的流露和外现,二者一为表一为里,关系极为密切,所以说“情态者,神之余”。如上所述,如果其“神”或嫌不足,而情态优雅洒脱,情态就可以补救其“神”之缺陷,所以说“常佐神之不足”。
“神”与“情”常被合称为“神情”,似乎二者是一个东西或一回事儿,其实二者相去颇远,大有区别。“神”含于内,“情”现于外;“神”往往呈静态,“情”常常呈动态;“神”一般能久长,“情”通常贵自然。总之,精神是本质,情态是现象。所以作者认为,“久注视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
情态与容貌之间,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容貌为形体的静态之相,是表现仪表风姿的;情态为形体的动态之相,是表现风度气质的,二者质不同,“形”亦有别。然而二者却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过唯有两者皆美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常见容貌清秀美丽,而情态俗不可耐者,也有容貌丑陋不堪,而情态端谨风雅者,二者均令人遗憾。

【智慧典例】

刘晔善于窥视人的心意
情态可以分为多种,我们常说的坏人,有奸、邪、佞、贼等。这些人也可以说是有一定之才的人,否则他们就不会被重用。而且这些人还有一项特殊的本事,那就是他们非常善于隐蔽自己,保护自己。甚至可以说,他们有一项比仁人志士更为优长的才能,那就是善于权变。这种人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操守,没有任何良心地来变化自己,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事都能做出来。他们为恶、为邪时的善于决断、善于寻找机会,其意志力、隐忍的能力,可以说比那些有良心、有贤能的人不知要多几倍。所以古代的一位圣人曾因此而号召那些志士仁人,要“行善如行恶”。奸、邪、佞、贼之人把自己的刀子磨得很利,所以杀起人来从不留后患,锐不可当,因而也往往成功。比如,东汉时的贼臣梁冀,竟然把持东汉的朝政近30年。
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殊才能和权变之术,辨奸邪、识贼佞,似乎比识贤举能更为艰难。
魏明帝曹睿时侍中大夫刘晔是一个巧诈之人。因为他的才智过人,魏明帝很器重他。一次明帝想伐蜀国,朝臣内外都劝谏认为不可。明帝就把刘晔召入内室以议,刘晔就顺着明帝的意图说:“蜀国可伐。”从内室出来之后,朝臣们问刘晔,刘晔则顺着诸朝臣的意见说:“蜀国不可伐。”当时军中领军杨暨,也是魏明帝所亲重的大臣,他对刘晔也很敬重。他认为绝对不能伐蜀。他就去问刘晔,刘晔就对他说“蜀不可伐”。与杨暨的意见相同。后来魏明帝把杨暨召入内室议伐蜀之事,杨暨就力谏不能伐蜀。明帝就说:“看来你是个书生,不懂兵事。”杨暨说:“如果我的话陛下不信,侍中刘晔是你的谋臣,却常常说蜀不可伐。”明帝就说:“他对我说蜀可伐。”杨暨就说:“可以把刘晔召来对质。”刘晔来之后,魏明帝就问刘晔。刘晔当着杨暨的面一句话也不说。魏明帝就支走了杨暨,单独与刘晔谈。刘晔则反过来责怪魏明帝:“讨伐别的国家,这是大谋,我从你这儿知道一些国家大谋,常恐睡觉说梦话泄露出去,怎么能把伐蜀的真实情况告诉别人呢?况且打仗的事情是诡诈之道,大兵未发,越机密越好。陛下向外显露,臣下恐敌国早已知道了。”魏明帝于是认为刘晔说得有道理,也不责怪他内外说话不一致为不忠。刘晔出来之后,见到杨暨则对他说:“你知道钓大鱼吗?钓中大鱼,你不能径直就去拉它,而是要放开钓线,随着它跑,然后徐徐而牵之,那样大鱼就不会挣脱而跑掉,皇帝之威要比大鱼更难对待!你虽然是一个直面诤谏的忠臣,但你的计谋不足采纳,我希望你能深思其中的道理。”
后来就有人对魏明帝说:“刘晔是个不尽心的人,他最善于窥视陛下的倾向而顺从于你。陛下可以试着观察刘晔,你用反意来问刘晔,如果他的回答都是顺从你本来的趋向,那他善于窥测你心意的事情就可以显露了。”魏明帝就用这一招来试刘晔,发现果然如其所言。从此,魏明帝便开始疏远刘晔,最后刘晔郁郁而终。
由这个故事可看出,刘晔是一个佞臣,他不仅可窥测皇帝的心态,而且善于辞令,工于心计,什么事情都可以被他处理得圆转而周到,可以说是滴水不漏。所以连宋代的司马光也认为刘晔是明智权计之士,只是没有德行,没有操守。
佞谀之人和谗邪之人靠的都是嘴上功夫,但两者又有区别。谗邪之人直接就能置他人于死地,所以毁人。佞谀之人从来都不直接以毁人为目的。佞谀之人求的是利,如果有利于己,他是不会去毁掉的;如果于己无利,毁掉也没有得益。佞谀之人的手段是不断地顺从主子,使其忘掉危险,从而使其处于危亡之境。隐真情藏实意是佞谀之人获取成功的巧妙本领。谗邪之人以直接毁人为目的,因为他毁人,所以被毁害之人也反过来毁害他,这样就会众叛亲离。比较而言,佞谀之人比谗邪之人危害更大。
辨识奸、邪、佞、贼这样的人,不仅要准确了解他的表现方式和形态,而且要把握他们善于隐蔽自己的种种手段。辨奸邪、远佞人,还必须心里明白什么是贤能之士。贤能之士的概念明确了,奸、邪、佞、贼就能比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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