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通论0

《易经》

论变易不易皆之大义

治经者当先知此经之大义，以易而论，变易不易比大义所在，二者当并行不相悖。《周易正义》第一论易之三名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署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既义总变化，而独以易为名者，《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易变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在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澹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者，其气也，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ㄨ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又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只变所适此言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锡瑞案孔颖达引证说明，乾凿度为说易最古之书，郑君兼通今古文之学，其解易之名义，皆兼变易之说，郑引易尤切实，是易虽有穷变通久之义，亦有不易才在，斯义也，非独易言之，群经亦多言之，而莫著于礼记，大传曰，改制度，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郛，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尊尊也，亲亲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变革即变易也，不可变革即不易也，董仲舒汉初大儒，深得斯旨，其对策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又曰，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后人读之，议其前后矛盾，不知董子对策之意，全在变法，以为舜继尧后，大治有道，故可无为而治，汉继秦后，大乱无道，而汉多袭秦旧，故谓当变更化，不变者道也，当变者法也，亦即易以变易为义，而有不义者在也，今之学者，不知穷变通久之义，一闻变法，群起而争，反其说者，又不知变易之中有不易者在，举天地君臣父子不可变者亦欲变之，又岂可训乎。

论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

读易者当先知伏羲为何画八卦，其画八卦有何用处。正义曰，作易所以垂教者，即《乾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仪义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罔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又坤灵图曰，伏羲氏立九部民易理，春秋纬文耀钩曰，伏羲作易名官，礼纬合文嘉曰，ж者别也，戏者献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郑君六论曰，ж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无文字谓之易，以厚君民之别，郑专以厚君民之别为说，盖本孔子云，君亲以尊，臣子以顺之义，陆贾新语道基篇亦云，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畅其说云，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后，卧之讠去々，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焦循谓读陆氏之言，乃恍然悟伏羲所以设卦之故，更推阐其旨曰，学易者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之前，是何世界，伏羲作八卦重为六十四，何以能治天下，神农尧舜文王周公孔子，何奉此卦画为万古修已治人之道，孔子删书始唐虞，治法至唐虞乃备也，赞易始伏羲，人道自伏羲始定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伏羲设卦观象，定嫁娶以别男女，始有夫妇，有父子，有君臣，然则君臣自伏羲始定，故伏羲为首出之君，前此无夫妇父子，即无君臣，凡纬书所载天皇地皇人皇九头五龙摄提合雒等纪，无容议矣，庄子缮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戏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按庄子不知易道，不知伏羲之功者也，饮食男女，虽禽兽虫豸生而即知，然牝牡无定偶，故有母而无父，自伏羲画八卦而入道定，有夫妇乃有父子，有父子乃有君臣，孔子赞易，所以极称伏羲之功也，人道不定，天下大乱，何以得至一，故无伏羲画卦，则无夫妇，无父子，无君臣，而以为阴阳和静，万物不伤，真妄论矣，阮嗣宗通论云，易者何也，乃昔之元真往古之变经也，庖牺氏当天地一终，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万物之情不类，于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分阴阳，序刚柔，积山泽，连水火杂而一之，变而通之，终于未济，六十四卦，尽而不穷，嗣宗亦庄生之流，而论易则称伏羲之功，不拾漆园唾余，然谓利用不存，法制夷味，似谓上古本有法制利用，至伏羲时晦，而伏羲氏复之，则无稽耳，锡瑞案焦氏发明伏羲画卦之功尤畅，画卦之功首在厚君民之别，故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而地天为泰，天地为否，似与此义相反，盖泰之得在天地交，否之失在天地不交，履以位言，泰否以情言，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后世尊卑阔绝，而上下之疏，礼节繁多，而君臣之义薄。四语本苏子瞻。昧者欲矫其弊，遂议尽去上下之分，岂知作易垂教所以理人伦而明王道之义乎。

论重卦之人当从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以为文王

易为群经之首，读易当先知作易之人，欲知作卦爻辞为何人，又必先知重卦为何人，周易正义第二论重卦之人曰，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羲矣，锡瑞案解经以最初之说为主，史记儒林传曰，自鲁商瞿受易孔子，传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与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川人杨何，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是杨何上距商瞿凡八传，汉初易皆主杨何，太史公父谈亦受易于杨何，史公言易必用杨何之说，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曰，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正义谓史迁以为文王重卦，其说甚明，且非独史迁之说为然也，杨子法言问神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问明篇曰，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汉书艺文志曰，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论衡对作篇曰，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演，正说篇曰，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是以为文王重卦者，非独史迁，更有扬雄班固王充，故正义以为史迁等，扬雄西汉末人，班固王充东汉初八，皆与史迁说同，郑玄东汉末人，巳在诸人之后，其说以为神农重卦，盖以取益噬嗑为据，谓伏羲取诸离在八卦之内，神农益噬嗑在六十四卦之内也，孔疏亦以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为伏羲重卦之证案，此说亦太泥，朱子语类曰，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言结绳而为网罟有离之象，非观离而台有此也，又去，不是先有见乎离而后为网罟，先有见乎益而后为耒耜，圣人亦只是见鱼鳖之属，欲有以取之，遂做一个物事去拦截他，欲得耕种，见土地硬，遂做一个物事去剔起他，欲合于离之象，合于益之意，沈寓山寓简曰，大传言盖取诸益，取诸睽，凡一十三卦，盖圣人谓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陈沣曰，案系辞所言取诸者，与考工记轮人取诸圜也，取诸易直也，取诸急也，文义正同，轮人意取诸圜，非因见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与急，非因易见易直与急之物而取之也，此三说皆极通，可无疑于神农时已益与噬嗑，而不得云文王重卦矣，后人犹有疑者，皆疑所不当疑罗泌路史余论曰，世以为文王重卦因扬雄之说而谬之也，满招损谦受益，谦与损益，益稷之言不自后世，佃渔之离，谓之小成可也，耒耜之益，与交易之噬嗑，岂小成哉，然则不自文王重卦可识矣，顾炎武日知录曰，考襄公九年，穆姜迁于东宫，筮之，遇艮之随，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独言是于周易则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为六十四卦者，不始于文王也，锡瑞案罗氏不知满招损，谦受益，出伪古文大禹谟，不足据，益与噬嗑言取诸者，朱子辨之已明，顾氏不知左氏杂取占书，唐啖助已言不可尽信，占筮书多传会，穆姜说元亨利贞之义，全同孔子文言，以为暗合，未必穆姜之学与圣人同，以为孔子作文言，剿袭穆姜之说，尤无是理，疑占书取孔子文言，傅之穆姜而左氏载之，不当反据其文，疑重卦不始文王也丁晏孝经徽文云。邱明博，多采孔门精语缀集成文，而后儒反疑圣剿取左氏，必不然矣，据丁氏说可为左氏传引圣经之证，焦循亦云，左氏生孔子赞易之后，刺取易义以饰为周史之言。

论连山归藏

周易正义第三论三代易名曰，案周礼太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玄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郑玄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先儒因此遂为文质之义，皆烦而无用，今所不取，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无无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里，周德未与，犹是殷世也，故题击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故易纬云。因代以题击是也，先儒又兼取郑说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遍之义，虽欲无所遐弃，亦恐未可尽通，其易题周，因代以称周，是先儒更不别解，唯皇甫谧云，文王在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谓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系辞之文，连山归藏无以言也，周礼太卜疏，赵商问今当从此说以不敢问，杜子春何由知之，答云，此数者非无明文，改之无据，故著子春说而已，近师皆以为夏殷周，郑既为此说，故易赞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又注礼运云其书存者有归藏，如是玉兆为夏，瓦兆为殷可知，是皆从近师之说也，按今归藏坤开筮，帝尧降二女为舜妃，又见节卦云，殷王其国常毋谷，若然依子春说，归藏黄帝得有帝尧及殷王之事者，盖子春之意，宓戏黄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郑云，改之无据，是以皇甫谧记亦云，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回归藏，虽炎炎与子春黄帝不同，是亦相因之义也，云名曰连山，似山内出气也者，此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者，此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也，郑虽不解周易，若名周易者，连山归藏皆不言地号，以义名易，则周非地号，以周易以纯乾坤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币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锡瑞案孔贾二疏不同，孔不从郑，以为代号贾从郑以为以义名，当以郑说义名为是连山归藏若是代号，不应夏殷袭羲黄帝之旧，且连山归藏不名易，若是代号，必下加易字，乃可通，故郑皆以义名，与连山首艮归藏首坤正合，郑以周易为周普，亦以义名，盖本系辞传易之为书也，周流六虚，孔疏以为无据，非也，桓谭新论曰，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不应夏易数倍于殷，疑皆出于依，连山刘炫伪作，北史明言之，归藏虽出隋唐以前，亦非可信为古书，删定六经，始于孔子，孔子以前，周易与连山归藏并称，犹鲁之春秋，与晋之乘楚之杌并称也，周易得孔子赞之而传为经，连山归藏不得孔子赞之而遂亡，犹鲁之春秋，得孔子修之而传为经，晋乘楚杌，不得孔子修之而遂亡也，孔子所不赞修者，学者可不措意，况是伪书，何足辨乎，连山归藏之辞，绝不见于古书称引，盖止有占法而无文辞，故周易当孔子未赞之前，疑亦止有占而无文释也。

论卦辞文王作爻辞周公作皆无明据当为孔子所作

周易正义第四论卦辞爻辞谁作曰，其周易系辞风有二说，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又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准此诸文，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历三圣，只谓此也，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亭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预言箕子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礻龠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又左传韩宣子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统子业帮故也，左传正义曰，易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郑玄云，据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断可知矣，且使传谶纬，皆言文王演易，演谓为其辞以演说之，易经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辞有箕子之明夷利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东邻杀牛不知西邻之礻龠祭，文王所作，爻下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经，无容自伐其德，故先代大儒郑众贾逵或以为卦下之彖辞，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辞，周公所作，虽复纷兑大久，无能决当是非，锡瑞案据孔疏之说，文王作卦爻辞，及文王作卦辞，周公爻辞，皆无明文可据，是非亦莫能决，今据西汉古义以断，则二说皆非是，以卦辞为文王作者，但据系辞传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下有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云云，遂以为文王作卦辞，实则履德之其也云云，共引九卦，正是文王重卦之证，则其辞云云，当即六十四卦，非必别有卦辞，伏羲在未制文字之先，八卦止有点画，文王在制文字之后，六十四卦必有文字，有文字即是辞，不必作卦辞而后为辞也，孔疏云，史传谶纬皆言文王演易，今考之史传，史记，但云文演三百八十四爻，不云作卦爻辞，谶纬云，卦道演德者文，则演易即演三百八十四爻之谓，不必为辞演说乃为演也，其云周公作爻辞者，但以箕子岐山东邻等文，不当属文王说，惠栋周易述，用赵宝说而小变之，以箕子为其子，又据禹贡冀州治梁及岐，尔雅梁山晋望也，因谓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于岐山者为夏王，惠氏疏通爻辞，可以解郑贾诸人之疑矣，然以爻辞为文王作，止是郑学之义，以爻辞为周公作，亦始于郑众贾逵马融诸人，乃东汉古文家异说，若西汉今文家说，皆不如是，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但云文王重卦，卦未尝云作卦辞爻辞，当以卦爻之辞并属孔子所作，盖卦爻分画于羲文，而卦爻之辞，皆出于孔子，如此则与易历三圣之文不背，箕子岐山东邻西邻之类，自孔子言之，亦无妨，若以为文王作爻辞，既疑不应豫言，以为周公作爻辞，又与易历三圣不合孔疏以为父统子业，殊属强辞，韩宣鲁，单文孤证未可依据，韩宣亦未明说周公作爻辞也，或疑左氏传引筮辞，多在孔子之前，不得以卦辞爻辞为始于孔子，案占书传会，前已言之，困学纪闻曰，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皆非左氏之旧也，姚鼐以为毕万筮仕晋一条，吴起增窜以媚魏者，然则懿氏卜妻敬仲云，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亦陈氏得政之后，人所增窜，若是当时实事，未必齐人不忌敬仲，而更任用之，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有为嬴败姬，侄其从姑，死于高梁之占，叔孙穆子之生，有以谗入人，其名曰牛，卒以馁死之占，应验如神，疑皆传会，若是当时实事，献公未必嫁女于秦，穆子末必用坚牛为政，左氏传此等处皆不可据，说苑泄冶引易曰，君子居其室至可不慎乎，泄冶在孔子前，不应引系辞，此等明是后人搀入，左氏引易亦犹是也。

论易至孔子始著于是学士大夫尊信其书

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献通考应氏曰，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锡瑞案此亦卦辞爻不出于文王周公之一证，若卦爻子辞，为文王周公作，则当如后世钦定御纂之书，颁之学官以教士子矣，而当时造士，止有礼乐诗书，则以易但有卦爻而无文辞，故不可与礼乐诗书并立为教，当时但以为卜筮之书而已，至孔子阐明其义理，推合于人事，于是易道乃著，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方，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马，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盖易与春秋，孔门惟高才弟子乃能传之，于是学士大夫尊信其说，或论作易之大旨，或说学易之大用，或援易以明理，或引易以决事，而其教遂大明，如荀子大略篇曰，善为易者不占，此以当时之用易者，专为占卜，不知天地消长，人事得失，无不可以易理推测，故云善易不占，以挽其失，又曰，易之咸，见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此本象传序卦之旨而引申之，非相篇曰，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史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此为当日石隐者流，如沮溺丈人，匿迹销声，介之推所谓身将隐，焉用文之，究非中道，大略篇又曰，复自道，何其咎，以为能变也，吕览务本篇引而申之曰，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荀子言变，吕览言动，皆取复卦刚反之义，吕览应同篇曰，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阐发经义，简明不支，慎大览篇引易幕⑽仓占芍そ癖局螅倮嗥纺祷寥褐逶唬琳呦鸵玻赫咧谝玻呒家玻疗淙涸撸渥舳嘞鸵玻芍ぷ⑹枰曰廖辽⒅牵氪蠹欤缘卵裕蠹允毖裕笤唬笤涨蛭镒适迹难栽唬撸级嗾咭玻试唬撸迹嗫芍ぞ山庠蠹В苣┲钭右祝哂芯迦绱耍芳窃夭淘笱钥毫澹隙荒芟拢哦荒芫觯荒茏苑担咴卮荷昃院ζ湮仓澹贾祝罩眩砸孜囊跃鍪笔拢渌抵嗫梢圆怪苣┲钭又乓病

论卦辞爻辞即是系辞十翼之说于古无徵

以卦辞爻辞为孔子作，疑无明文可据，然亦非尽无据也，古以系辞即为卦辞爻辞，汉儒说皆如是，而今之系辞上下篇，古以为系辞传，释文王肃本有传字，盖古本皆如是，宋吴仁杰古周易以爻为系辞，今考系辞有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以明吉凶，又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物，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又云，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又云，系辞焉以尽其言，据此诸文，明是指卦爻辞谓之系辞，若谓系辞中四处所云系辞，即是今之系辞，孔子不应屡自称其所著之书，又自言其作辞之义，且不应自称圣人，盖系辞即卦辞爻辞，乃孔子所作，今之系辞乃系辞之传，孔子弟子所作，系辞中明有子曰，必非出自孔子物笔，史记自序，引系辞之义为易大传，是其明证，凡孔子所作谓之经，弟子所作谓之传，所云圣人系焉以断其吉凶，乃孔子弟作传，称孔子为圣人，非孔子作系辞，而称文王周公为圣人也，郑樵六经奥论曰，易大传言系辞者五，皆指爻辞曰系辞，如上系曰，系辞焉而明吉凶，系辞以断其吉凶有二，曰系辞焉而命之，孔子专指爻辞以为系辞，今之系辞，乃孔门七十二子传易于夫子之言，为大传之文，则系辞者，其古传易之大传欤，郑樵以系辞传为易大传，正本史记孔疏云，经文王周公所作，传孔子所作，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汉书儒林传云，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则已误，以孔子所作为传，与史记之说大异矣，欧阳修不信祥异，以系辞云，河作图，洛出书，圣人作之为非孔子之言，不知系辞传本非孔子之言，乃孔子弟子所作以解释孔子之言者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公既以今之系辞为易大传，则不以为孔子所作，世家所谓亦必指卦辞爻辞而言。系者属也，系辞犹云属辞，据史记云，伏戏画八卦，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分为三百八十四爻而无其辞，至孔子乃属辞以缀其下，故谓之系，此其有朋文可据而不必疑者也，惟孔子世家引说卦颇疑有误，论衡正说篇曰，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皇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所说易益一篇，盖说卦也，隋书经籍志曰，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所谓三篇，盖兼序卦杂卦在内，据王充说，说卦至宣帝时始出，非史公所得见，故疑世家说卦二字，为后人搀入者，说卦论八卦方位，与卦气图合，疑焦京之徒所为，程迥古易考十二篇阙序杂卦，以为非圣人之言，李邦直朱新仲傅选卿皆疑序卦，近儒朱彝尊亦然，戴震云，昔儒相传说三篇，与今文大誓同后出，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故三篇词指，不类孔子之言，或经师所记孔门余论，或别有所传述，博士集而读之遂一归孔子，谓之十翼矣，据此则古今人皆疑说卦三篇，而十翼之说，于古无徵，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又曰，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是已分为十篇，尚不名为十翼，孔疏以为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是十翼出东汉以后，未可信据，欧阳修谓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后人以为欧阳不应疑经，然十翼之说，实不知起于何人也。

论孔子作卦辞爻辞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

或疑卦辞爻辞为孔子作，彖象文言又孔子作，夫彖象文言，所以解卦辞爻辞也，是岂孔子自作之而自解之欤，曰，孔子正是自作之而自解之也，圣人作易，幽赞神明，广大精微，人不易喻，孔子恐人之不能尽喻也，既作卦辞，又自作象以解卦辞，既作爻辞，又自作象以解爻辞，乾坤为易之门，居各卦之首，又特作文言以释之，所谓言之不足，故长言之，所以开愚蒙导后学也，若疑自作自解，无此文体，独不观扬雄之太玄平太玄准易而作者也，汉书扬雄传曰，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错测ゼ莹数文扌硗几媸黄嘁越獍玄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据此是雄作太玄，恐人以为曼漶不可知，自作十一篇解散其文，以示后人，正犹孔子作易，有卦辞爻辞，恐人不知自作彖象文言以示后人也，司马光说玄曰，易有彖，玄有首，彖者卦辞也，首者亦统论一首之义，易有爻，玄有赞，易有象，玄有测，测所以解赞也，易有文言，玄有文，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赞，文言之类也，据此则太玄准易，玄之赞即易之爻，若谓自作不当自解，则扬子即作赞矣，何必又有测以解赞，复有言以解赞乎，当时客有难玄太深，雄解之，号曰解难，其辞曰，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藏，定万物之基，扬子但以文王为附六爻，与法言所说同，文王但重卦而无辞，则卦爻辞必孔子作，雄以孔子作卦爻辞，又作彖象文言而自解之，故准易作太玄亦作首赞以法卦爻辞，又作测与文而自解之扬雄太玄自作自解，人未有疑之者，独疑孔子不应自作自解，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高贵乡公以下，多疑彖象不当合经，不知彖象与卦爻辞，皆孔子一人所作，既皆孔子所作，则皆当称为经，并无经传之分，惟系辞传当称传耳，彖象合卦爻辞，与不合卦爻辞，似可无庸争辨，太玄旧本分玄之赞辞为三卷，一方为上，二方为中，三方为下，次列首冲错测ゼ莹数文扌砀娣彩黄锻⑹撞庥谠薮侵洌跹囊蛑挝灰酪字颍孕首准卦辞，测准小象，文准文言，ゼ莹扌硗甲枷荡牵媸妓地裕遄夹蜇裕碜荚迂裕饷匾蛑韭砉獯臃侗荆钊朔追赘亩敫亩┮孜南嗨疲涫狄蝗怂鳎涡蛳群罂梢圆痪校钚⑿鞒铺经九卷，雄自作章句，是雄且作章句以自解其太玄矣，尚何疑于自作自解之不可乎，章学诚文史通义以著书自注为最善，谓本班固汉书，不知扬雄又在班固之前，孔子更在前也。

论传经之人惟易最详经义之亡惟易最早

孔子删定六经传授之人，惟易最详，而所传之义，惟易之亡最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干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入周子家坚，坚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汉书儒林传曰，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干臂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邱贺徭，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学，史汉载商瞿以下，传授名字，子弘即子弓，矫疵即桥庇，周丑即周坚，光羽即孙虞，史记以为子弘传子庸，汉书以为子庸传子弓，各有所据，而小异大同，孔门传易之源流，在汉固甚明也，史记止于杨何，距商瞿八传，汉书下及施孟梁邱，距商瞿九传，史记儒林传云，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传，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川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是皆言汉初传经诸人，而申公辕固韩婴伏生高堂生等。皆不言其所授，盖史公已不能明，惟于易云，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川人杨何，史公父谈受易于杨何，故于易之授受独详，史公能详易家授受之人，岂不能知易经作卦爻辞之人，而周本纪但云文王重卦，鲁世家不云周公作爻辞，则文王周公无作卦爻辞之事，孔子世家云，序彖系象，即卦爻辞在其中矣，史记不及丁宽，汉书以为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施孟梁邱，又云，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之孟氏，不相与同，据汉书，则田何丁宽杨何之学，本属一家，传之施孟梁邱，为易之正传，焦京之学，明阴阳术数，为易之别传，乃至于今，不特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之易传数篇无一字存，即施孟梁邱，汉立博士授生徒以千万计，今其书亦无有存者，转不如伏生尚书，齐鲁韩诗，犹可稍窥大旨，岂非事理之可怪，而经学之大可惜者乎，后惟虞翻注易，自谓五世传孟氏易，其注见李鼎祚集解稍详，近儒张惠言为之发明，此则孟氏之学支与流裔，犹有存者，而汉儒易学，幸得存什一于千百也。

论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

西汉易学之书虽亡，而其说犹有可考者，如淮南子缪称训曰，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知各殊矣，易曰，即鹿无虞，惟人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又曰，小人在上，如寝关暴纩，不得须臾安，故易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言小人处非其位，不可长也，又曰，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无歧道旁见者，遏障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乡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齐俗训曰，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论训曰，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道亨利贞，言人莫不有道而不欲其大也，人间训曰，今霜降而树，冰泮而求获，欲其食则难矣，故易曰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泰族训曰，易曰，丰其屋，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者，非无众庶也，言无圣人以统理之也，贾谊新书容经曰，亢龙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潜龙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龙之神也，其为蜚龙乎，春秋篇曰，故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其此之谓乎，董子繁露基义篇曰，易言履霜坚冰，盖言逊也，精华篇曰，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饣束，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饣束者，国家倾也，刘向说苑，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又引孔子曰，困之为道，犹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惟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亭贞，大人吉，法诫篇曰，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欢，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欢，孔子曰，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欠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夫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又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奉使篇曰，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黯往视之，黯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矣，指武篇曰，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列女传邹孟母曰，易曰，在中馈，无攸遂，以言妇入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刘向传称易有鼎卦，鼎宗庙之器，主器奉宗庙者长子也，野鸟自外来，入为宗庙器主，是继嗣将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鸟居鼎耳，小人将居公位，败宗庙之祀，野木生朝，野鸟入庙，败亡之异也，又曰，于易在丰之震，曰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于诗十月之交，则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马师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协于三务之所择，明小人乘君子，阴侵之原也，又曰，谗邪进则众贤退，邪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又曰，易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法，法出而不返者也，又曰，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又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彭宣传宣上书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则覆乱矣，宣治易事张禹，禹受易于施雠者也，刘向治易，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者也，淮南王集九师说易者也，贾董汉初大儒，其说易皆明白正大，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盖得易之正传，田何杨叔之遗，犹可考见。ARTX.CN

论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

经学有正传，有别传，以易而论，别传非独京氏而已，如孟氏之卦气，郑氏之爻辰，皆别传也，又非独易而已如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礼月令明堂阴阳说，春秋公羊多言灾异，皆别传也，子贡谓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则孔子删定六经，以垂世立教，必不以阴阳五行为宗旨，汉艺文志阴阳五行分为二家，其后二家皆窜入儒家，此亦有所自来，古之王者恐已不能无失德，又恐子孙不能无过举也，常假天变以示儆惕，礼记曰，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易本卜筮之书，其掌卜筮者，必陈祥异占验以左右王，古卜筮与史通，周官冯相保章司天文者属太史，故国语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氏传采占书，虽未必皆当时本文，而所载卜筮事，皆属史官占之，此古卜筮与史通之明证，亦古卜史借天道以儆君之明证，后世君尊臣卑，儒臣不敢正言匡君，于是亦假天道进谏，以为仁义之说，人君之所厌闻，而祥异之占，人君之所敬畏，陈言既效，遂成一代风气，故汉世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齐诗公羊春秋，皆齐人所传也，孟京非齐学，其言易亦主阴阳灾变者，卜筮占验，本与阴阳灾变为近，故后世之言术数者，多于易，汉书儒林传曰，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独传喜，诸儒以此之，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京房受易梁入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唯京氏为异党，据班氏说，则易家以阴阳灾变为说，首改师法，不出于田何杨叔丁将军者，始于孟而成于京，班氏既谓二家不同，而艺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似二家实合为一者，盖又京氏之孟氏，而非孟氏之本然也，孟氏得易家书，焦延寿得隐士说，则当时实有此种学，而非其所自创，汉志易家有杂灾异三十五篇，是易家本有专言灾异一说，而其传此说者，仍是别传而非正传，汉儒藉此以儆其君，揆之易义，纳约自牖，与神道设教之旨，皆相吻合，可见人臣进谏之苦心，亦不背圣人演易之宗旨，而究不得为正传者，孔子说易见于论语者二条，一勉无过，一戒无恒，皆切人事而言，战国诸子及汉初诸儒言易，亦皆切人事而不主阴阳灾变，至孟京出而说始异，故虽各有所授，而止得为易之别传也，困学纪闻，京氏易积算法，引夫子曰，西伯父子，研理穷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应加乎星宿，局于六十四所，二十四气，分天地之数，定人伦之理，验日月之行，寻五行之端，灾祥进退，莫不因兹而兆矣，王应麟曰，此占候之学，决非孔子之言，惠栋曰，如京说，则今占法所谓纳甲世应游归六亲六神之说，皆始于西伯父子也，案西汉以前，无以为文王周公作卦爻辞者，况纳甲世应之说乎，此不特非孔子之言，并非京氏之说，京氏易传无之，乃后人传会，不可信。

论孟氏为京氏所传孟学亦间出道家

孟氏之学，以今考之，有与诸家相出入者，卦气出于孟氏，而其书不传，其说不详，详见于京氏书，汉书京房传曰，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其说亦见于易纬稽览图，所云卦气起中孚，卦主六日七分，大谊略同，唐一行卦议引之，以为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汉儒以纬为孔子作，固未必然，孔疏以谶纬起自哀平，亦不甚合，纬书之出最古，亦有汉儒传会者，稽览图未知与孟京孰为先后，或纬窃孟京，抑或孟京窃纬，皆不可知，汉儒称谶纬，宋人斥谶纬而称图书，其实皆主阴阳五行，如邵子曰，卦气始于中孚，蔡西山云，康节亦用六日七分，是孟京之说，不仅汉儒宗之，宋儒亦宗之矣，然其说有可疑者，六十四卦直日用事，何以震离兑坎四卦不在内，但主二至二分，乾坤为诸卦之宗，何以与诸卦并列，似未免削趾履，强合牵附，京氏与孟氏相出入，汉书云，焦京之孟氏，不相与同，则卦气之说，或并焦京所，非孟氏本旨欤，汉书又云，孟喜得易家阴阳灾变书，则卦气之说，或孟氏得易家书本有之欤，皆疑莫能明，焦循云，六日七分，即所得阴阳灾变之田生者，艺文志章句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孙者，今说文释文中所引即此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六十六篇，则所传卦气六日七分之学也，孟氏今文，与费氏古文易判然不合，而许慎说文解字叙云，易孟氏皆古文也，则孟氏亦有古文矣，荀爽传费氏易而言升降，虞翻表献帝云，颍川荀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虞氏言消息旁通，与荀言升降相出入，则荀氏费易与虞氏孟易相入矣，张惠言易义别录，首列孟氏，亦仅能举说文释文诸书之异字，而不能举其义，张氏以为学者求田何之书，则惟孟氏此文，求孟氏之义，惟虞氏注说，故作虞氏义与消息，阮元称为孤家专学，近之汉学家多宗之，而亦有不尽谓然者，王引之谓虞氏以旁通说彖象，显与经违，虞氏释贞以之正，违失经义，见经义述闻，钱大昕论虞仲翔说易之卦，有夫其义者，有自紊其例者，见潜研堂答问，陈沣云，虞氏易注多不可通，所言卦象尤多纤巧，见东塾读书记，焦循易图略虽取虞义，亦其非，张惠言云，虞氏虽传孟学，亦斟酌其意，不必尽同，然则虞氏间有违失，而非必尽出于孟矣，虞氏引参同契日月为易，又言梦道士饮以三爻，则其学杂出于道家，故虞氏虽汉易大宗，亦有当分别观之者。中国古籍全录

论郑荀虞三家之义郑据礼以证易学者可以推补不必推补爻辰

郑君用费氏易，其注易有爻辰之说，盖本费氏分野一书，然郑所长者不在此，郑学最精者三礼，其注易，亦据礼以证易义广大，无所不包，据礼证易，以视阴阳术数，实远胜之，郑注如嫁娶祭祀朝聘，皆合于礼经，其余虽阙而不完，后儒能隅反而意补之，亦颛家之学也，郑君自序，来至元城乃注周易，其成书在绝笔之年，晋以后，郑易皆立学，南北朝时，河北用郑易，江左用王弼易注，至隋郑易渐衰，唐定正义，易主王弼，而郑易遂亡，宋末王应麟始为辑古书之学，辑郑易注一卷，近儒惠栋以为未备，更补正为三卷，丁杰又以为有误入者，复加订，称为善本，是郑君之成易注，视诸经为最后，郑君书多亡逸，辑易注者，视诸书为最先，张惠言亦辑郑易，而加以发明，周易郑荀义叙曰，昔者ж牺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郑氏赞实述之，至其说经，则以卦爻无变动，谓之彖辞，夫七八者彖，九六者变，经称用九用六，而辞皆七八，名与实不相应，非ж牺氏之旨也，爻象之区既隘，则乃求之于天，乾坤六爻，上系二十八宿，依气应宿，谓之爻辰，若此则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犹溓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贵贱之位，辨大小之序，正不易之伦，经纶创制，吉凶损益，与诗书礼乐相表里，则诸儒未有能及之也，荀氏之说消息，以乾升坤降，万物始乎泰，终乎否，夫阴阳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简，位有进有退，道有经有权，归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阳常宜升而不降，阴常降而不升，则窈蠖莘裰澹笥诩燃靡玻黄渫魄ぶ荆嫌谝辉菩杏晔跹艉途斓爻晌唬蚩晌降靡字笠逭咭玻菔峡既赵轮幸哉呔胖远唬耸贾罩鸵孕鹆呢裕浠右悦骷谆诹撸撤⒒樱酝ㄇ镁旁蛱煜轮危栽蛩牡拢怯胲魍矗却笤兑樱蹂鲋担啾局Ｊ希渚ⅲ笾д呦拔胖蛞晕咽现迦绱硕眩溆橄⒅危芰鞅涠茫幌暧谙荡清柘笳撸乓晕痪艄壑＼魉云辰，八方之风，六位，世应爻，互卦变，莫不彰著，刘向有言，易家皆祖田何，大义略同，岂特杨叔丁将军哉，锡瑞案张氏举郑荀虞，而斟酌其得失，皆有心得，其于郑义取其言礼，不取其言爻辰，与李鼎祚集解采郑注，不采其言爻辰者，同一卓识，惟以卦气十二辰之类，亦祖田何，则未必然，孟京以前，言易无有主卦气十二辰之类者，不可以后人之说诬前人，而以易之别传为正传也，焦循曰，爻辰自为郑氏一家之学，非本之乾凿度，亦不必本于月律也，然以离九三为艮爻，位值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坎上六爻辰在已，蛇之蟠屈似徽纟墨，临卦斗临丑，为殷之正月，以见周改殷正之数，谬悠非经义，至以焚如为不孝之刑，女壮为一女当五男，尤非圣人之义也，余于爻辰无取焉尔。

论费氏易传于马郑荀王而其说不同王弼以十篇说经颇得费氏之旨

汉易立博士者四家，施孟梁邱京氏，并今文说而皆亡佚，后世所传者，费氏古文易也，而今之易又非古文，盖为后人变改几尽，说文间载古文，许慎以为孟氏，释文所载经文异字，惟易独多，然则汉时传易者，尤为杂而多端，未知田何杨叔丁将军之传本，究如何也，汉书儒林传曰，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从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琅邪王璜平中能传之，后汉书儒林传曰，东莱费直能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为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锡瑞案费氏之易，不知所自来，考其年当在成哀间，出孟京后，王璜即王横，与王莽同时，为费氏一传弟子，则必在西汉之末矣，费氏无章句，故艺文志不载，释文有费直章句四卷，当属后人依，费氏专以彖象系辞文言解经，与丁将军训故举大谊略同，似属易之正传，而汉不立学者，汉立学皆今文，而费氏传古文，汉人重师授，而费氏无师授，故范升曰，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则东汉初有欲立费易者，而卒不立，陈元传费易，或即欲立费易之人，正与范升反对者也，陈元郑众马融易学不传，郑荀二家稍传其略，王弼亦传费易，而其说各异，费氏亡章句，止有文字东汉人重古文，盖但据其本文，而说解各从其意，此郑荀王所以各异也，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邱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此马郑所以皆用费氏，释文，以为费易人无传者，是不知马郑王之易即费易也，王弼尽扫象数，而独标卦爻承应之义，盖本费氏之以彖象系辞文言解经，后儒多议其空疏，陈沣独取之，曰，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王辅嗣法云，文言备矣，九二见龙在田，注云，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此真费氏家法也，元亨利贞之义，潜龙勿用之义，文言已备，故辅嗣不复为注，至见龙在田，象曰，德施普也，文言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又曰，时舍也，皆未释见字田字，故皆为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而说也，文言曰，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潜为未见，则见为出潜矣，潜为隐，则见为离隐矣，故辅嗣云，出潜离隐，据彼以解此也，系辞传曰，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是五与上为天，三与四为人，初与二为地，初为地下，二为地上，故辅嗣云，处于地上也，此真以十篇解说经文者，若全经之法皆如是，则诚独冠古今矣。

论王弼多清言而能一扫术数瑕瑜不掩是其定评

王弼易注，孔疏以为独冠古今，程子谓学易先看王弼易，传中不论象，不论卦变，皆用弼说，王应麟谓辅嗣之注，学者不可忽也，困学纪闻录王注二十三条，何焯云，程传中所取辅嗣之义正多，厚斋则但就其格言录之，陈沣谓厚斋所录非但尚易之辞，并尚辅嗣之辞矣，此孙盛所谓丽辞溢目者也，然所录如大有六五注云，不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诚焉，颐初九注云，安身莫若不竞，修已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造语虽精，然似自作子书，不似经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厚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颇似摹拟辅嗣语也，朱子云，汉儒解经，依经演释，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辅嗣所为格言，是其学有心得，然失汉儒注经之体，乃其病也，锡瑞案程子之取王弼者，以其说多近理，朱子之不取晋人者，以其文太求工，言非一端，义各有当，陈沣谓其所为格言，学有心得，予谓弼之所学，得于老氏者深，而得于易者浅，魏晋入尚清言，常以老易并举，见于史者，多云某人善说老易，是其时之所谓易学，不过藉为谈说之助，且与老氏并为一谈。王弼常注老子，世称其善，其注易亦杂老氏之旨，虽名词隽句，耐人寻味，实即当时所谓清言，南朝好玄理，重文词，故弼之书盛行，北人尚朴，学易主郑玄，不主王弼，自隋以后，北学并入南学，唐人以为独冠古今，于是易专主王弼注，及晋韩康伯之补注矣，宋元嘉时，王郑两立，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而太平御览引颜延之庭诰曰，马陆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而略其象数，则延之虽以王弼为正宗，亦疑其于象数太略也，孔子之易，重在明义理，切人事，汉末易道猥杂，卦气爻辰纳甲飞伏世应之说，纷然并作，弼乘其敝，扫而空之，颇有摧陷廓清之功，而以清言说经，杂以道家之学，汉人朴实说经之体，至此一变，宋赵师秀诗云，辅嗣易行无汉学，可为定论，范武子谓王弼何晏罪浮桀纣，则诋之太过矣，弼注之所以可取者，在不取术数而明义理，其所以可议者，在不切人事而杂玄虚，四库提要曰，弼之说易，源出费直，直易今不可见，然荀爽易即费氏学，李鼎祚书尚颇载其遗说，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弼注略近，但弼全废象数，又变加厉耳，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诸儒偏好偏恶，皆门户之见，不足据也。

论以传附经始于费直不始于王弼亦非本于郑君

古本易经与今不同，朱子记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说，谓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顾炎武谓此据孔氏正义谓连合经传始于辅嗣，不知其实本于康成也，汉书儒林传云，费直治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则以传附经，又不自康成始，近儒姚配中说尤详晰曰，经传之合，始自费直，魏志高贵乡公纪帝问曰，孔子作彖象，郑氏作注，虽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对白，郑氏合彖象于经，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据此则经传之合，始自郑矣，然案儒林传云，费直治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以传解经，则必以传合经，经传之连，实当始自费，非始自郑也，而高贵乡公淳于俊并云郑者，盖费氏亡章句，徒以传解经，则传即为其章句，注者因费氏之本，既注经即远注传，而合传于经之名，遂独归注之者矣，且直以古字号古文蝗，刘向以中古文易校诸家，唯费氏经与古文同，费氏经既与中古文同，而又亡章句，非合传于经，则传其书者，直云传古文可耳，鸟得以直既无章句，又无异文，而乃独以其学归之费氏耶，尚书有今古文之学，此其可证者也，后汉书儒林传云，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案马融注周礼，尚欲省学者两读，其为易传，当亦必仍费氏之旧，高贵乡公不言马融，独言郑连之者，时方讲郑学，据郑言也，盖唯费无章句，以传解经，传其学者，不过用其本耳，是以注家言人人殊，而俱曰传费氏易，极至王弼之虚言，亦称为费氏之学，此其明验也，锡瑞案姚氏此说，可为定论，其谓传费氏学者不过用其本，是以注家言人人殊，尤可以见汉时传古文者之通例，非特周易一经，即如尚书传古文者，卫贾马郑皆用杜林本，而郑不同于马，马亦未必同于卫贾，正与郑荀王皆传费氏易，而言人人殊者相似，汉时传今文者，有师授，有家法，传古文者，无师授，无家法，其崇尚古文者，以古文之本为是，今文之本为非，如易则云诸家脱无咎悔亡，书则云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故好古者以古文经相矜炫，而相传为秘本，然古文但有传本而无师说，当时儒者若但以古文正今文之误，而师说仍用今文，博士所传，则无乡壁虚造之讥，亦无歧亡羊之患，汉之经学，虽至今存可也，乃诸儒名为慕古，实则喜新，传本虽用古文，而解经各以意说，以致异议纷杂，言人人殊学，学者苦其繁而无由折衷，以致汉末一乱，而同归于尽，不得谓非诸儒之咎矣，易经皆孔子作，彖象文言亦当称经，惟今之系辞传，可称传耳，据高贵乡公言，则当时已误以卦爻辞为经，彖象文言为传矣。

论宋人图书之学亦出于汉人而不足据

汉人有图书之学，宋人亦有图书之学，宋人之图书，亦出于汉人之图书，公羊疏曰，六论言六者，图所生也，春秋言依百二十国史何，答曰，王者依图书行事，史官录其行事，言出图书，岂相妨夺，俞正燮曰，百二十国史仍是图书，古太史书杂处，取易于河图，则河图余九篇，取洪范于洛书，则洛书余六篇，皆图书也，锡瑞案汉时图书即是谶纬，谶纬篇多以图名，则当时书中必有图，韩敕礼器碑云，秦项作乱，不尊图书，此碑多引纬书，其称图书必是谶纬，易纬亦或以图名篇，卦气出稽览图，则所云坎离震兑为四正卦，余六十卦，每月五卦，卦六日七分，当日必有图以明之，是谶纬即图书之明证，宋人图书之学，出于陈搏，搏得道家之图，创为极河洛先天后天之说，宋人之言易学者多宗之周子稍变而转易之，为太极图说，宋人之言道家者多宗之，邵子精于□□著皇极经世书，亦为学者所宗，程子与邵同时，又属懿戚，不肯从受数学，其著易传，专言理，不言数，答张闳中书云，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故程子于易颇推王弼，然其说理非弼所及，且不杂以老氏之旨，尤为纯正，顾炎武谓见易说数十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以其说理为最精也，朱子作本义以补程传，谓程言理而未言数，乃于篇首冠以九图，又作易学启蒙，发明图书之义，同时袁枢薛季宣已有异论，考宋史儒林传，易学启蒙，朱子本属蔡元定创稿，非所自撰，晦大全集中载答刘君房书，启蒙本欲学者且就大传所言卦画蓍数推寻，不须过为浮说，而自今观之，如河图洛书，亦不免尚有剩语，至于本义卷首九图，王懋白田杂著，以文集语类，钩稽参，多相矛盾，信其为门人所依附，则九图亦非朱子所自列也，朱子尝疑龙图是伪书，以康节之学为易外别传，持论至确，特疑程子易传不言象数，以致后来有九图之附益，宋元明言易者，开卷即及先天后天，惟元陈应润作爻变义蕴，始指先天诸图，为道家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吴澄归有光亦不信图书，国朝毛奇龄作图书原舛篇，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辨惑，争之尤力，胡渭易图明辨引据旧文，足箝依托之口，张惠言易图条辨诘精审，足箴先儒之失，今且不必深论，但以图书二字诘之图，今所谓画也，今所谓字也，是图但有点画，而书必有文字，汉人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刘歆谓初一曰，五行以下，二十八字，即是洛书，其说尚为近理，宋人所传河洛，皆黑白点字，但可云河图洛图，何云河图洛书，此百喙所不能解者。

论先天图不可信朱子答袁机仲书乃未定之说

宋人图书之学，近儒已摧陷廓清，学者可勿道矣，而朱子之说，犹有不得不辨者，答袁机仲书曰，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传，则其所论固当专以文王之易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画卦之所由，则学者必将误认文王所演之易，便为伏羲始画之易，只从中半说起，不识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历而重之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与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类，皆本伏羲画卦之意，而今新书原卦画一篇，亦分两仪，伏羲在前，文王在后，必欲知圣人作易之本，则当考伏羲之画，若只欲知今易书文义，则但求之文王之经，孔子之传足矣，两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杂，来教乃谓专为邵氏解释，而于易经无所折衷，则恐考之有未详也，本义图说曰，右易之图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读者亦宣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易，为文王之说也，锡瑞案朱子此说与经学大有关碍，六经皆出孔子，故汉初人以为文王但重卦而无辞，卦辞爻辞皆孔子作，其后乃谓文王作卦爻辞，又谓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疏遂以文王周公作者为经，孔子作者为传，则已昧于经传之别，而夺孔子之制作，以归之文王周公矣，然易历三圣，道原一揆，犹未始歧而二之也，自宋陈邵之图书出，乃有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孔子之易，分而为三，朱子此说，更增以天地自然之易，判而为四，谓不可便以孔子易，为文王之说，又谓不可误认文王所这易，为伏羲始画之易，则是学易者，于孔子之明义理切人事者，可以姑置勿论，必先索之杳冥之际，混沌之初，即使真为上古之传，亦无裨于圣经之学，矧其所谓伏羲者非伏羲也，乃陈邵之书也，且非儒家之言，乃道家之旨也，夫以道家之旨解易，固不始于宋人，虞翻明引参同契，是道家之旨也，王弼以老氏注易，亦道家之旨也，然二人但以道家之旨，杂于儒家之中，宋人乃以道家之书，加乎孔子之上，以图书之学说易，亦不始于宋人，卦气爻辰出于谶纬，亦图书之学也，然汉人以谶纬为孔子所作，说虽近诬，尚不失为尊圣，宋人乃以羲文列孔子之上，说尤近诬，而圣更不尊矣，学如孔子，亦云至矣，不当更求之于孔子之上，时代如孔子，亦云古矣，不当更推之于孔之前，世去孔子一二千年，圣学之仅存不过什一千百，乃于其仅存者视为未足，必远求之荒渺无徵，饰伪欺人，迭相祖述，怪图满纸，迷误后学，王鸣盛谓宋儒以虞廷十六字为三圣传心，此风俗通所云鲍君神之类，予谓先天诸图乃真鲍君神之类也，朱子语类曰，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则朱子非不知先天图不可信，答袁机仲，盖未定之说，不可不辨。

论胡渭之辨甚确若知易皆孔子所作更不待辨而明

胡渭易图明辨，辨本义之说曰，按本义卷首，列九图于前，而总为之说，所谓天地自然之易，河图洛书也，伏羲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也，文王之易，后天八卦次序方法及六十四卦之卦变也，是皆著为图者，伏羲有画而无辞，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孔子作十翼，皆递相发挥以尽其义，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辞者所以明象数之难明者也，而朱子顾以为三圣人之易，专言义理，而象数阙焉，是何说与，且易之所谓象数，蓍卦焉而已，卦主象，蓍主数，二体六画，刚柔杂居者，象也，大衍五十四营成易者，数也，经文粲然，不待图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图，乃希夷康节刘牧之象数，非易之所谓象数也，三圣人之言，胡为而及此乎，伏羲之世，书契未兴，故有画而无辞，延及中古，情伪渐启，忧患滋多，故文王系彖以发明伏羲未尽之意，周公又系爻，以发明文王未尽之辞，一脉相承，若合符节，至于孔，绍闻知之统，集群圣之大成，论者以为生民所未有，使伏羲文王周公之意，而孔子有所不知，何以为孔子，既已知之，而别自为说，以求异于伏羲文王周公，非述而不作之旨也，然则伏羲之象，得辞而益彰，纵令深玩图书，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岂百家众技之说，所得而窜入其中哉，九图虽妙，听其为易外别传，勿以冠经首可也，锡瑞案胡氏之辨甚明，以九图为易外别传，尤确特犹误沿前人之说，以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故但以为孔子之说，不异文王周公之意，不知卦爻辞亦孔子之说也，自东汉后，儒者误疑系辞传云，盖取诸益与噬嗑，以为神农时，已有重卦，则重卦当属神农，重卦既为神农，则文王演易，必当有辞，遂疑卦辞爻辞为文王作，其后又疑文王作爻辞不应有岐山箕子东邻诸文，遂又疑爻辞为周公作，重忄比贝缪，悍然以文王周公加孔子之上，与六经皆孔子作之旨不合矣，宋之陈邵更加伏羲，此犹许行并耕，上神农，老庄无为，高谈皇古，乃昌黎所谓惟怪之欲闻者，宋儒之学，过求高深，非但汉唐注疏视为浅近，孔孟遗经亦疑平易，故其解经多推之使高，凿之使深，有人于二氏而不觉者，其说易以孔之之易为未足，而务求之道家，亦犹其解各经，疑孔子之言为未至，而间杂以二氏也，宋时一代风尚如此，故陈邵图书盛行，以朱子之明，犹无定见而为所惑，元明以其书取士，学者不究本义，而先观九图，遂使易学沈霾数百年，国初诸儒辨之而始熄，若知易皆孔子所作，待辨而明矣。

论黄宗羲论易取王注与程传汉之焦京宋之陈邵皆所不取说极平允近人复理焦京之绪又生一障

黄宗羲象数论序曰，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俱可窜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汉儒林传孔子六传至川田河，易道大兴，吾不知田知之说何如也，降而焦京，世应飞伏动爻互体五行纳甲之变，无不具者，吾读李鼎祚集解，一时诸儒之说，芜秽康庄，使观象玩占之理，尽入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络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阳之参同契，陈希夷之图书，远有端绪，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尝不以别传私之，逮伊川作易传，收其昆仑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语精，易道于是而大定矣，其时康节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传，而创为河图先天之说，是亦不过一家之学耳，晦作本义，加之于开卷，读者从之，后世颁之学官，初犹兼易传并行，久而止行本义，于是经生学士信以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谓象数者，又语焉而不详，将夫子之韦编三绝者，须求之卖酱箍桶之徒，而易学之榛芜，仍如焦京之时矣，晦翁曰，谈易者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岂不甚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节之学，使之统体皆障乎，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之程传，或亦廓清之一端也，锡瑞案黄氏此说，但取王弼注与程传之说理者，而尤推策程传，汉之焦京，宋之陈邵，皆所不取，说甚平允，焦京之易，出阴阳家之占验，虽应在事后，非学易之大义，陈邵之易，出道家之修炼，虽数近巧合，非作易之本旨，故虽自成一家之学，而于圣人之易，实是别传而非正传，俞琰曰，先天图虽易道之绪余，亦君子养生之切务，又曰，丹家之说，非出于易，不过依仿而之者，初非易之本义，因作易外别传以明之，俞氏深于丹家，明言陈邵之图，为易外别传，乃彼道家自认不讳，吾儒家犹据以说易，斯可谓大惑矣，近世学者于陈邵之图，辟之不遗余力，而又重理焦京之说，是去一障又去一障，曷若如黄氏言，尽去其障之尤善乎，惟焦循易图略，遍斥纳甲纳音卦气爻辰之失，曰，纳甲卦气，皆易之外道，赵宋儒者辟卦气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复理纳甲卦气之说，不亦唯之与阿哉。

论近人说易张惠言为颛门焦循为通学学者当先观二家之书中国古籍全录

四库提要易类曰，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礻几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参挍诸家，以因象立教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又惠栋易汉学提要曰，汉学之有孟京，亦犹宋学之有陈邵，均所谓易外别传也，锡瑞案以孟京陈邵均为易外别传，至明至公，孟京即所谓天文算术，陈邵即所谓方外炉火，汉之孟京，宋之陈邵，既经辞辟，学者可以勿道，国朝二黄毛胡之辟宋学，可谓精矣，图书之学，今已无人信之者，则亦可以勿论，惠栋为东南汉学大宗，然生当汉学初兴之时，多采掇而少会通，犹未能成一家之言，其易汉学采及龙虎经，正是方外炉火之说，说故提要谓其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则惠氏书亦可从缓，近儒说易，惟焦循张惠言最善，其成书稍后，四库未收，故提要亦未及称许，实皆学易者所宜急治，焦氏说易，独辟畦町，以虞氏之旁通，兼荀氏之升降，意在采汉儒之长而去其短，易通释六通四辟皆有据，依易图略复演之为图，而于孟氏之卦气，京氏之纳甲，郑氏之爻辰，皆正之，以示后学，易章句简明切当，亦与虞氏为近，学者先玩章句，再考之通释图略，则于易有从入之经，无望洋之欢矣，张氏著周易虞氏义，复有虞氏消息虞氏易礼易事言易候，笃守家法，用功至深，汉学颛门，存此一线，治颛门者，当治张氏之书，以窥汉易之旨，若欲先明义理，当观王注而折衷于程传，亦不失为易之正传。

论象数已具于易求象数者不当求象于易之外更不当求数于易之先

王注程传，说易主理，固不失为易之正传，而有不尽满人意者，则以王注言理不言象，程传言理不言数也，易本卜筮之书，伏戏画卦，文王重卦，皆有画而无辞，其所为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者，当时必有口说流传，卜人筮人，世守其业，传其大义，以用于卜筮，学士大夫，题有通其说者，但以为卜筮之书而已，至孔子乃于卦爻各系以辞，又作彖象文言以解其义，而易本为卜筮之用，不得专以空言说之，孔子欲借卜筮以教人，不能不借象数以明义，若但空言说理，孔子自可别撰一书，何必之于周易乎，平心论之，说易不可尽埽象数，亦不可过求之象数，象数已具于易，易之言象详于说卦，乾为马，坤为牛，及乾为天，坤为地之类是也，易之言数，详于系辞传，天一地二天数五地数五之类是也，易之言象已具，则不当求象于易之外，易之言数已具，则不当求数于易之先，所谓不当求象于易之外者，顾炎武日知录曰，夫子作传，传中更无别象，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水流淫火就燥为坎离，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案汉人于说卦言象之外，别有逸象，又有出于逸象之外者，穿凿诚如顾氏所讥，故王弼尽埽其说，易略例曰，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蔓，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或复值，而义无所取，王氏诸家说极明快，而其注有偏矫太过者，如涣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据孔疏，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为乘木水上涉川之象，坎水巽木明见于易，而王注云，乘木即涉难也，并明见易象者，亦不取，故人讥其蹈虚，李鼎祚集解序曰，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李氏盖以王不取象而多空言，故欲刊其野文，而补以逸象，然康成注易不用逸象，正是谨严，又何必补，是王矫汉儒之失太过，李矫王氏之失又太过也，所谓不当求数于易之先者，系辞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是包羲作八卦，并非专取图书，况图书自古不传，秦不焚易，无独焚其图书之理，何以汉儒皆不曾见，乃独存于道家，自宋陈抟创说于前，邵子昌言于后，其传之者，或以河图为九，洛书为十，或以河图为十，洛书为九，说又互异，而皆有图无书，程子曰，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所尚，非儒者之务也，管辂郭璞之学是已，故程传言理不言数，朱子曰，程先生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缺，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程先生只说得一理，朱子以程传不合本义，故作本义以补程传，而必兼言数，既知龙图是伪书，又使蔡季通入蜀求真图，既知邵子是易外别传，又使蔡季通作启蒙，以九图冠本义之首，未免添蛇足而粪佛头，且曰，有伏羲之易，是求数于作易之始也，有天地自然之易，是并求数于未作易之前也，皆未免贤知之过也。

论焦循易学深于王弼故论王弼得失极允

焦循论王弼极允，周易补疏叙曰，易之有王弼，说者以为罪浮桀纣，近之说汉易者，屏之不论不议者也，岁壬申，余撰易学三书渐有成，夏月启书塾北窗，与一二友人看竹中红薇白菊，因言易及赵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