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 送何太虚北游序 〔元〕吴澄
作者：古文学 时间：2017/12/18 11:19:41 阅读：次 类别：古文观止
【作者简介】
吴澄（1255-1330）字幼清﹐晚年改字伯清。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人又称草庐先生。幼聪敏好学﹐曾受教于朱熹再传弟子饶鲁的门人程若庸﹐与其族子程巨夫为同学。
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应乡贡中选﹔次年﹐就试礼部﹐落第。授徒于乡里，作草屋以居，题名“草庐”，因此被称为草庐先生。入元后，避兵乱隐居乐安布水谷﹐从事著述﹐至元二十年(1283)还居草庐。二十三年﹐程巨夫奉诏到江南蒐罗人才﹐从之至大都﹐不久即辞归。元贞年间﹐讲学于龙兴(今江西南昌)﹐为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所赏识﹐荐于朝。大德五年(1301)﹐授应奉翰林文字﹐次年至京﹐而该职已改授他人﹐遂南还。八年﹐被任为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迁延不赴﹐後称病辞职。至大元年(1308)﹐授国子监丞﹔四年﹐升司业。当时国子监学官只知踵袭许衡成法﹐教学止於朱熹《小学》﹑《四书集注》诸书﹐年年如此﹐毫无进步。吴澄到任后实行改革﹐亲自执教﹐辨析诸家传注的得失﹐融会不同学派的学说﹐并拟定教法﹐分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门﹐扩大了教学内容。他曾对学生说:“朱子道问学工夫多﹐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提倡为学应以尊德性为本﹐因此遭到议论。又因不同意实行大学积分法﹐与同事意见不合。皇庆元年(1312)﹐辞职还家。次年﹐集贤院奏请召为国子祭酒﹐反对者指责他为陆学﹐不合许衡尊信朱子之义﹐不可为国子师﹐于是作罢。延祐五年(1318)﹐授翰林直学士﹐遣虞集驰驿召入朝﹐中途因病不行。至治三年(1323)﹐超拜翰林学士﹐复遣近臣至其家征召﹐乃入京。泰定元年(1324)﹐命为经筵讲官﹐复命修《英宗实录》。二年﹐《实录》成﹐辞官南归。晚年仍致力於著述﹑讲学﹐南北士人来从学者甚多。元统元年(1333)﹐卒於家。谥文正。
吴澄为学虽由朱熹《四书集注》入门﹐又得到朱学人物的指授﹐自称其学为朱子之学。但他不偏执於一家﹐对陆九渊的“本心”学说尤为赞赏﹐认为是出于孟子﹐并谓“以心为学﹐非特陆子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以逮邵﹑周﹑张﹑程诸子﹐盖莫不然”。他极力调和朱﹑陆两家学说﹐称“二师之为教一也”﹐反对持门户之见。著述丰富﹐尤精研诸经﹐校定过《易》《书》《诗》《春秋》《礼记》《皇极经世书》《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八阵图》及郭璞的《葬书》。著有《易纂言》﹑《诗纂言》﹑《书纂言》﹑《春秋纂言》﹑《三礼考注》等﹐在元代理学中具有崇高地位﹐与许衡并称“南吴北许”。有《草庐吴文正公全集》传世。
他出生在南宋末，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元朝度过的。吴澄出身于世儒之家，受家庭薰陶，自幼读儒家著作。七岁诵《论语》、《孟子》，十岁读《中庸》、《大学》，十五岁读朱熹《大学章句》，十六岁拜临安书院山长程若庸为师，十九岁正式就读于临安书院。二十岁应乡试中选。元朝建立后，在临安书院学友程钜夫及左丞相董士选的极力推荐下，先后任翰林文字兼国史编修、江西提学副提举、国子监丞、司业，后迁翰林学士、太中大夫、经筵讲官等职。虽任过许多官职，但“旋进旋退”，时间很短，其大半岁月都是居于穷乡陋壤，孜孜于理学，“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撰有《五经纂言》、《孝经章句》、《草庐精语》、《道德经注》等书，后人辑于《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其易学著作有《易纂言》、《易纂言外翼》、《易叙录》。
吴澄学术渊源于朱熹和陆九渊。如前所言，他曾学于程若庸，而程若庸学饶鲁，饶鲁学于黄干，黄干是朱熹的弟子，故吴澄是朱熹的四传弟子。又因吴澄家居江西抚州心学发源地，曾师从程绍开，而程是陆九渊的弟子，因此吴澄接受了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从其倾向看，更近朱子之学。如全祖望所言：“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就象数易学言之，吴澄早年曾研究过邵雍《皇极经世》，并作《皇极经世续书》，订定《邵先生集》，作《邵子叙录》，自称“能因其言得其意”。故吴澄象数思想除继承了朱熹思想外，还汲收了邵雍的思想。今人徐志锐曾指出：“吴澄的易学思想实得于朱熹和邵雍，在象数学方面多承于上述两家。”（《宋明易学概论》第三章《吴澄象数义理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1月）徐氏所言极是。
吴澄的象数思想主要见于《易纂言》和《易纂言外翼》，前者是《周易》笺注之作，后者是对前者易例的归纳和总结。如四库馆臣所言：“澄所著《易纂言》义例散见各卦中不相统贯，卷首所陈卦画亦粗具梗概未及详言，因复作此书，以畅明之。”（《四库全书提要》卷四）
【原文】
士可以游乎？“不出户，知天下”，何以游为哉！士可以不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也？
夫子，上智也，适周而问礼，在齐而闻韶，自卫复归于鲁，而后雅、颂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齐、不卫也，则犹有未问之礼，未闻之韶，未得所之雅、颂也。上智且然，而况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
然则彼谓不出户而能知者，非欤？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学，治身心而外天下国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地万物咸备，彼谓吾求之一身一心有余也，而无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学也。而吾圣人之学不如是。圣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非博其闻见于外，虽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闻寡见，不免孤陋之讥。取友者，一乡未足，而之一国；一国未足，而之天下；犹以天下为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渊明所以欲寻圣贤遗迹于中都也。然则士何可以不游也？
而后之游者，或异乎是。方其出而游乎上国也，奔趋乎爵禄之府，伺候乎权势之门，摇尾而乞怜，脅肩而取媚，以侥幸于寸进。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岂有意于行吾志哉！岂有意于称吾职哉！苟可以夺攘其人，盈厌吾欲，囊橐既充，则阳阳而去尔。是故昔之游者为道，后之游者为利。游则同，而所以游者不同。
余于何弟太虚之游，恶得无言乎哉！太虚以颖敏之资，刻厉之学，善书工诗，缀文研经，修于己，不求知于人，三十余年矣。口未尝谈爵禄，目未尝覩权势，一旦而忽有万里之游，此人之所怪而余独知其心也。世之士，操笔仅记姓名，则曰：“吾能书！”属辞稍协声韵，则曰：“吾能诗！”言语布置，粗如往时所谓举子业，则曰：“吾能文！”阖门称雄，矜己自大，醯甕之鸡，坎井之蛙，盖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海为何如，挟其所已能，自谓足以终吾身、没吾世而无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虚肯如是哉？书必钟、王，诗必陶、韦，文不柳、韩、班、马不止也。且方窥闯圣人之经，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讵敢以平日所见所闻自多乎？此太虚今日之所以游也。
是行也，交从日以广，历涉日以熟，识日长而志日起。迹圣贤之迹而心其心，必知士之为士，殆不止于研经缀文工诗善书也。闻见将愈多而愈寡，愈有余而愈不足，则天地万物之皆备于我者，真可以不出户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绝后之游矣，余将于是乎观。
澄所逮事之祖母，太虚之从祖姑也。故谓余为兄，余谓之为弟云。--选自《四部丛刊》本《国朝文类》卷三十四
【译文】
读书人可以出游吗？“不出家门，知道天下的事”，为什么还要出游呢！读书人可以不出游吗？男子出生射六枝箭，表示志在天下四方，怎么可以不出游呢？
孔子是有上等智慧的人，到周国去请教礼仪，在齐国听韶乐，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雅、颂才得到它合适的位置。孔子如果不去周国，不去齐国，不去卫国，那么还有没有请教的礼仪，没有听过的韶乐，没有得到合适位置的雅、颂。有上等智慧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比不上他的人呢！读书人怎么可以不出游呢！
那么，那说不出家门能知道天下事的人，是错了吗？我说：那是老子的意思。老子的学说，修养自己的精神道德，而不管天下国家的大事。人的精神道德，天地万物都具备了，那认为我只要在自己的精神道德中求索就足够了，用不着再到别处去求索，这本来就是老子的学说啊。但是我们孔圣人的学说不是这样的。孔子是用不着学就知道的人，但是他所知道的，只是上天所赐予的好善的本性罢了。至于山脉河流、风俗习惯，老百姓的实情、世事生计，名号物色的大小差别，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不广泛地在外听取考察，虽然有上等的智慧，又怎么能全都知道呢？因此，见闻贫乏，难免不被人讥笑为学识浅薄。交朋友的人，在一乡里觉得不能满足，因而及于一国；在一个国家里觉得不能满足，因而遍及天下；还以天下不能满足，就上与古代的人交朋友。这就是陶渊明想到中都寻访圣贤留下的业迹的原因。那么读书人怎么可以不出游呢？
但是后来出游的人，有的目的与此不同。当他出游京城，奔走趋奉于官僚的府第，候望于有权有势的人家中，像狗一样摇着尾巴乞求爱怜，缩敛肩膀来取悦于人，以求意外获得一官半职。等到他得到了，仕宦出游于四方，怎么会有意
于推行他的学说思想呢！怎么会有意于胜任他的职守呢！如果可以就强行索取于他人，满足自己的欲望，口袋里装满了，就安详自得地离开了。因此，以往出游的人为了道义，后来出游的人为了私利。同样是游，但游的目的不同。
我对于弟弟何太虚的出游，怎么能够不说上几句呢！太虚以他聪敏过人的资质，刻苦专心的学习，擅长书法、诗歌，写作文章，研讨经书，提高自身修养，不求被人所知，三十多年了。他口中从来不谈官爵俸禄，眼中从来不注意权威势力，有一天忽然要出游万里之外，这使人们感到奇怪，而惟独我知道他心中所想。现在的读书人，拿起笔来仅仅能够写下姓名，就说：“我擅长书法！”联缀词句成篇，声韵略微和谐，就说：“我擅长作诗！”文辞语句分布安排，大略写得像过去所称的应试文章，就说：“我善于作文章！”关起门来称大王，夸耀自己，妄自尊大，犹如酒甕里的醯鸡，废井中的青蛙，不知道甕外的天、井外的海是什么样子，凭借他所会的微末小技，自以为这一生活到死可以没有遗憾了。像这样又何必出游！太虚肯像这样吗？他书法一定要追攀钟繇、王羲之，诗歌一定要并肩陶渊明、韦应物，文章不如柳宗元、韩愈、班固、司马迁不肯休止。并且正窥测直入孔子经典大义，觉得像天一样高广，如海一般宽深，没有办法测量其边际，怎么敢因为平时所见所闻而自以为了不起呢？这就是太虚今日出游的原因。
这次外出，交游一天天广泛，见的世面一天天深切，识见一天天增长，志向一天天提高。追踪圣贤的业迹，而以圣贤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一定知道读书人之所以为读书人，该不仅仅满足于研读经书、纂写文章、擅长诗歌书法而已。闻见将越多而自己越感到孤陋寡闻，知识将越丰富而自己越感到贫乏，那么天地间万物都齐备于我，真正可以不出家门而知道天下事了。这个知，不是老子所说的知。像这样出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游，我将这样看待太虚。
我所及得上侍奉的祖母，是太虚祖父的堂姊妹，所以他叫我哥哥，我叫他弟弟。（李梦生）
吴澄（1255-1330）字幼清﹐晚年改字伯清。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人又称草庐先生。幼聪敏好学﹐曾受教于朱熹再传弟子饶鲁的门人程若庸﹐与其族子程巨夫为同学。
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应乡贡中选﹔次年﹐就试礼部﹐落第。授徒于乡里，作草屋以居，题名“草庐”，因此被称为草庐先生。入元后，避兵乱隐居乐安布水谷﹐从事著述﹐至元二十年(1283)还居草庐。二十三年﹐程巨夫奉诏到江南蒐罗人才﹐从之至大都﹐不久即辞归。元贞年间﹐讲学于龙兴(今江西南昌)﹐为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所赏识﹐荐于朝。大德五年(1301)﹐授应奉翰林文字﹐次年至京﹐而该职已改授他人﹐遂南还。八年﹐被任为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迁延不赴﹐後称病辞职。至大元年(1308)﹐授国子监丞﹔四年﹐升司业。当时国子监学官只知踵袭许衡成法﹐教学止於朱熹《小学》﹑《四书集注》诸书﹐年年如此﹐毫无进步。吴澄到任后实行改革﹐亲自执教﹐辨析诸家传注的得失﹐融会不同学派的学说﹐并拟定教法﹐分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门﹐扩大了教学内容。他曾对学生说:“朱子道问学工夫多﹐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提倡为学应以尊德性为本﹐因此遭到议论。又因不同意实行大学积分法﹐与同事意见不合。皇庆元年(1312)﹐辞职还家。次年﹐集贤院奏请召为国子祭酒﹐反对者指责他为陆学﹐不合许衡尊信朱子之义﹐不可为国子师﹐于是作罢。延祐五年(1318)﹐授翰林直学士﹐遣虞集驰驿召入朝﹐中途因病不行。至治三年(1323)﹐超拜翰林学士﹐复遣近臣至其家征召﹐乃入京。泰定元年(1324)﹐命为经筵讲官﹐复命修《英宗实录》。二年﹐《实录》成﹐辞官南归。晚年仍致力於著述﹑讲学﹐南北士人来从学者甚多。元统元年(1333)﹐卒於家。谥文正。
吴澄为学虽由朱熹《四书集注》入门﹐又得到朱学人物的指授﹐自称其学为朱子之学。但他不偏执於一家﹐对陆九渊的“本心”学说尤为赞赏﹐认为是出于孟子﹐并谓“以心为学﹐非特陆子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以逮邵﹑周﹑张﹑程诸子﹐盖莫不然”。他极力调和朱﹑陆两家学说﹐称“二师之为教一也”﹐反对持门户之见。著述丰富﹐尤精研诸经﹐校定过《易》《书》《诗》《春秋》《礼记》《皇极经世书》《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八阵图》及郭璞的《葬书》。著有《易纂言》﹑《诗纂言》﹑《书纂言》﹑《春秋纂言》﹑《三礼考注》等﹐在元代理学中具有崇高地位﹐与许衡并称“南吴北许”。有《草庐吴文正公全集》传世。
他出生在南宋末，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元朝度过的。吴澄出身于世儒之家，受家庭薰陶，自幼读儒家著作。七岁诵《论语》、《孟子》，十岁读《中庸》、《大学》，十五岁读朱熹《大学章句》，十六岁拜临安书院山长程若庸为师，十九岁正式就读于临安书院。二十岁应乡试中选。元朝建立后，在临安书院学友程钜夫及左丞相董士选的极力推荐下，先后任翰林文字兼国史编修、江西提学副提举、国子监丞、司业，后迁翰林学士、太中大夫、经筵讲官等职。虽任过许多官职，但“旋进旋退”，时间很短，其大半岁月都是居于穷乡陋壤，孜孜于理学，“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撰有《五经纂言》、《孝经章句》、《草庐精语》、《道德经注》等书，后人辑于《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其易学著作有《易纂言》、《易纂言外翼》、《易叙录》。
吴澄学术渊源于朱熹和陆九渊。如前所言，他曾学于程若庸，而程若庸学饶鲁，饶鲁学于黄干，黄干是朱熹的弟子，故吴澄是朱熹的四传弟子。又因吴澄家居江西抚州心学发源地，曾师从程绍开，而程是陆九渊的弟子，因此吴澄接受了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从其倾向看，更近朱子之学。如全祖望所言：“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宋元学案.草庐学案》）
就象数易学言之，吴澄早年曾研究过邵雍《皇极经世》，并作《皇极经世续书》，订定《邵先生集》，作《邵子叙录》，自称“能因其言得其意”。故吴澄象数思想除继承了朱熹思想外，还汲收了邵雍的思想。今人徐志锐曾指出：“吴澄的易学思想实得于朱熹和邵雍，在象数学方面多承于上述两家。”（《宋明易学概论》第三章《吴澄象数义理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1月）徐氏所言极是。
吴澄的象数思想主要见于《易纂言》和《易纂言外翼》，前者是《周易》笺注之作，后者是对前者易例的归纳和总结。如四库馆臣所言：“澄所著《易纂言》义例散见各卦中不相统贯，卷首所陈卦画亦粗具梗概未及详言，因复作此书，以畅明之。”（《四库全书提要》卷四）
【原文】
士可以游乎？“不出户，知天下”，何以游为哉！士可以不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也？
夫子，上智也，适周而问礼，在齐而闻韶，自卫复归于鲁，而后雅、颂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齐、不卫也，则犹有未问之礼，未闻之韶，未得所之雅、颂也。上智且然，而况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
然则彼谓不出户而能知者，非欤？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学，治身心而外天下国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地万物咸备，彼谓吾求之一身一心有余也，而无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学也。而吾圣人之学不如是。圣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非博其闻见于外，虽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闻寡见，不免孤陋之讥。取友者，一乡未足，而之一国；一国未足，而之天下；犹以天下为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渊明所以欲寻圣贤遗迹于中都也。然则士何可以不游也？
而后之游者，或异乎是。方其出而游乎上国也，奔趋乎爵禄之府，伺候乎权势之门，摇尾而乞怜，脅肩而取媚，以侥幸于寸进。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岂有意于行吾志哉！岂有意于称吾职哉！苟可以夺攘其人，盈厌吾欲，囊橐既充，则阳阳而去尔。是故昔之游者为道，后之游者为利。游则同，而所以游者不同。
余于何弟太虚之游，恶得无言乎哉！太虚以颖敏之资，刻厉之学，善书工诗，缀文研经，修于己，不求知于人，三十余年矣。口未尝谈爵禄，目未尝覩权势，一旦而忽有万里之游，此人之所怪而余独知其心也。世之士，操笔仅记姓名，则曰：“吾能书！”属辞稍协声韵，则曰：“吾能诗！”言语布置，粗如往时所谓举子业，则曰：“吾能文！”阖门称雄，矜己自大，醯甕之鸡，坎井之蛙，盖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海为何如，挟其所已能，自谓足以终吾身、没吾世而无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虚肯如是哉？书必钟、王，诗必陶、韦，文不柳、韩、班、马不止也。且方窥闯圣人之经，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讵敢以平日所见所闻自多乎？此太虚今日之所以游也。
是行也，交从日以广，历涉日以熟，识日长而志日起。迹圣贤之迹而心其心，必知士之为士，殆不止于研经缀文工诗善书也。闻见将愈多而愈寡，愈有余而愈不足，则天地万物之皆备于我者，真可以不出户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绝后之游矣，余将于是乎观。
澄所逮事之祖母，太虚之从祖姑也。故谓余为兄，余谓之为弟云。--选自《四部丛刊》本《国朝文类》卷三十四
【译文】
读书人可以出游吗？“不出家门，知道天下的事”，为什么还要出游呢！读书人可以不出游吗？男子出生射六枝箭，表示志在天下四方，怎么可以不出游呢？
孔子是有上等智慧的人，到周国去请教礼仪，在齐国听韶乐，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雅、颂才得到它合适的位置。孔子如果不去周国，不去齐国，不去卫国，那么还有没有请教的礼仪，没有听过的韶乐，没有得到合适位置的雅、颂。有上等智慧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比不上他的人呢！读书人怎么可以不出游呢！
那么，那说不出家门能知道天下事的人，是错了吗？我说：那是老子的意思。老子的学说，修养自己的精神道德，而不管天下国家的大事。人的精神道德，天地万物都具备了，那认为我只要在自己的精神道德中求索就足够了，用不着再到别处去求索，这本来就是老子的学说啊。但是我们孔圣人的学说不是这样的。孔子是用不着学就知道的人，但是他所知道的，只是上天所赐予的好善的本性罢了。至于山脉河流、风俗习惯，老百姓的实情、世事生计，名号物色的大小差别，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不广泛地在外听取考察，虽然有上等的智慧，又怎么能全都知道呢？因此，见闻贫乏，难免不被人讥笑为学识浅薄。交朋友的人，在一乡里觉得不能满足，因而及于一国；在一个国家里觉得不能满足，因而遍及天下；还以天下不能满足，就上与古代的人交朋友。这就是陶渊明想到中都寻访圣贤留下的业迹的原因。那么读书人怎么可以不出游呢？
但是后来出游的人，有的目的与此不同。当他出游京城，奔走趋奉于官僚的府第，候望于有权有势的人家中，像狗一样摇着尾巴乞求爱怜，缩敛肩膀来取悦于人，以求意外获得一官半职。等到他得到了，仕宦出游于四方，怎么会有意
于推行他的学说思想呢！怎么会有意于胜任他的职守呢！如果可以就强行索取于他人，满足自己的欲望，口袋里装满了，就安详自得地离开了。因此，以往出游的人为了道义，后来出游的人为了私利。同样是游，但游的目的不同。
我对于弟弟何太虚的出游，怎么能够不说上几句呢！太虚以他聪敏过人的资质，刻苦专心的学习，擅长书法、诗歌，写作文章，研讨经书，提高自身修养，不求被人所知，三十多年了。他口中从来不谈官爵俸禄，眼中从来不注意权威势力，有一天忽然要出游万里之外，这使人们感到奇怪，而惟独我知道他心中所想。现在的读书人，拿起笔来仅仅能够写下姓名，就说：“我擅长书法！”联缀词句成篇，声韵略微和谐，就说：“我擅长作诗！”文辞语句分布安排，大略写得像过去所称的应试文章，就说：“我善于作文章！”关起门来称大王，夸耀自己，妄自尊大，犹如酒甕里的醯鸡，废井中的青蛙，不知道甕外的天、井外的海是什么样子，凭借他所会的微末小技，自以为这一生活到死可以没有遗憾了。像这样又何必出游！太虚肯像这样吗？他书法一定要追攀钟繇、王羲之，诗歌一定要并肩陶渊明、韦应物，文章不如柳宗元、韩愈、班固、司马迁不肯休止。并且正窥测直入孔子经典大义，觉得像天一样高广，如海一般宽深，没有办法测量其边际，怎么敢因为平时所见所闻而自以为了不起呢？这就是太虚今日出游的原因。
这次外出，交游一天天广泛，见的世面一天天深切，识见一天天增长，志向一天天提高。追踪圣贤的业迹，而以圣贤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一定知道读书人之所以为读书人，该不仅仅满足于研读经书、纂写文章、擅长诗歌书法而已。闻见将越多而自己越感到孤陋寡闻，知识将越丰富而自己越感到贫乏，那么天地间万物都齐备于我，真正可以不出家门而知道天下事了。这个知，不是老子所说的知。像这样出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游，我将这样看待太虚。
我所及得上侍奉的祖母，是太虚祖父的堂姊妹，所以他叫我哥哥，我叫他弟弟。（李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