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邹容传 〔清〕章炳麟

【作者简介】

章炳麟（1869~1936年），又名章太炎，初名学乘，字枚叔，因敬慕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更名绛，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汉族，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学者、书法家、语言文字学家、思想家，散文家。
　　章炳麟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而后又遭败落的家庭，一生经历了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时期，走过曲折的道路，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著名的学者。鲁迅先生十分推崇他那“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豪杰精神，并誉之为“后生的楷范”（参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　　
他富于民族思想，先后担任《时务》、《昌言》等报编辑，并创爱国学社，鼓吹革命。后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序》，坐《苏报》案被捕入狱。1905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主持《民报》。辛亥革命后，参加孙中山的军政府，旋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幽禁。他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　　
辛亥革命后，他日渐脱离政治，退居书斋，专意治学，成为一代儒宗。在学术上，他涉猎甚广，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深湛造诣。一生著述颇丰，被尊为经学大师，文字较古奥难懂。主要著作有后人编辑《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和《章氏丛书三编》。自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章太炎全集》，网罗繁富，有中国文化百科全书之称。
哲学思想
一、认识论
　　章炳麟早期虽然有贬低感觉经验而夸大理性认识作用的倾向，但承认认识起源于感官对外界事物的反映，因而其基本倾向是唯物主义的。到后期，随着世界观的转变，他的认识论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赞同唯心主义经验论者D.休谟的观点，拒不承认感觉之外有客观事物的存在，认为“所感定非外界”。同时，在对理性认识的理解上，追随I.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认为认识主体具有若干先验知性范畴，如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等等，它们绝非外界事物所固有。他把这些范畴叫做原型观念或阿赖耶识的种子。他认为人们进行理性思维时，“必有原型观念在其事前，必有综合作用在其事后”。由原型观念把零乱的感觉综合整理，才成为理性认识。
二、发展观
　　章炳麟早年吸取了近代进化论的理论，认为自然界经历了非常悠长的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从无机界进化到有机界，有机界从原始生物进化为草木，再进化为蜃蛤水母，而后“递进为甲节，为脊骨，复自鱼以至鸟兽而为猿、狙、猩、狒，以至为人”。同样，人类社会也是不断上升发展的，他说，“天地之运，愈久而愈文明”。章炳麟比较早地把革命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从理论上论证用暴力革命救国救民的必要性，指出：民智恃革命开之，公理以革命明之，旧俗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他提出“俱分进化”论来说明社会历史的进化，认为社会的善与恶、苦与乐是“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他还注意探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化的原因，曾说：“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新以变”。但他又认为，事物的进化和新事物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事物各自的精神意识推动的，它们按照所谓“欲恶去就”、“渐思而渐变”的意志行事。这样就把进化发展归结为精神意识的作用，把发展动力的问题神秘化了。
三、宗教观
　　在对待宗教有神论的问题上，章炳麟既表现出积极批判基督教神学的近代无神论思想，又主张利用宗教为民主革命服务，提倡建立所谓无神教。他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从理论上批驳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他说：“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夫上帝何为哉？”“非有上帝造之，而物则自造之”。认为世间万物皆由基本粒子“几”构成，不是上帝创造。他还从逻辑上揭露了基督教的种种矛盾，并指出：“然则神造万物，只被造于他，他又被造于他”，“以此断之，则无神可知矣”。但是，章炳麟对于佛教和佛经则深信不疑。他往往还运用佛教教义去批驳基督教教义。章炳麟虽然批判基督教有神论，却并不反对宗教本身。他认为要成就革命事业，必须“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在他看来，“所以维持道德者，纯在依自不依他”。因此，他提倡建立一种不崇拜偶像的、发挥依自不依他精神的所谓无神教。在他的心目中，这种理想的无神教就是佛教唯识宗。他说：“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
四、哲学评价
　　章炳麟自形成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以后，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并自信他的哲学体系对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按照他的体系，主观意识是一切现象的根源，意识是自主的，外在的一切都是派生的，人们之所以有力量在于“自贵其心”。在他看来，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哲学信念，才能自尊无畏，一往无前。这种主观唯心主义不但不能论证和指导革命，反而以主观幻想歪曲客观规律，对革命产生消极的作用。章炳麟在后期越来越多地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互相印证，“以佛解庄”，“以庄证孔”，把他自己接受的种种唯心主义冶于一炉。
政治思想
一、维新思想
　　章炳麟最初走出书斋投身到社会政治斗争，是始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的影响。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卖国屈辱的《马关条约》，引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愤慨。在京应试的举人康有为等发起1300多人参加的“公车上书”，要求光绪帝变法图强。随后，又组织了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等政治团体，出版《中外纪闻》、《强学报》等进步刊物，推动变法维新运动。救亡图存与变法维新的声浪遍及全国，给章炳麟很大震动。1895年，上海强学会征求会友，他立即寄去会费银16元，报名入会。1896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图存。1897年初，章炳麟接受梁的邀请，担任《时务报》撰述，在报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始了的政治生涯。章炳麟先生像章炳麟上任伊始，就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文，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在前文里，他大声疾呼，中国要“生其霸心，发愤图自强”，主张“修内政”，反对“不新制度，随俗雅化，惟旧章之守”的保守政策。在后一文中，他主张兴办学校、学会，“以教卫民，以民为国”。他指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今之亟务，以革命挽革命。”这是章炳麟思想的主要方面，但同时他这时期思想中存在一些糊涂的认识和看法。　　　
首先，他还认不清帝国主义的本质，把日本侵略朝鲜、辽东半岛看成是“非其黩武，冀自救也。”章炳麟从狭隘的地域观念出发，简单的把日本列为“同类”，把俄罗斯视为“异族”，因此提出“外昵日本以御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其二，章炳麟此时对革命性质还认识不清，害怕革命，担心革命会导致外国干涉，“内乱不已，外寇间之”，“苟有揭竿斩木者，是自战斗吾黄种，而使白种为之尸也。”因此，他主张“以革政挽革命”，即希望通过改良的办法达到富国强兵，保家卫国。　　由于以上糊涂思想的限制，决定了章炳麟的维新思想，是十分复杂而又自相矛盾的。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客帝”思想上。他反对封建专政，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受传统春秋大义的影响，痛恨满洲人统治，但迫于现实的复杂性，他认为迅即推翻满人统治，建立汉人政权会导致大乱，给帝国主义可趁之机。因此，他找出一条折衷办法，这就是汉人以满清君主为“客帝”，希望其领导一场政治改革，变法自强，挽救危亡。这种软弱的想法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不久，爆发了反帝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组织了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清政府屈膝投降，与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工具。事实教育了章炳麟，它的“客帝”幻想破灭了。反清思想代替了他的维新思想，从此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鼓吹革命排满。
二、排满思想
　　章炳麟最终与改良主义决裂是在1900年7月。那时候唐才常在上海发起“中国议会”，创立自立会，组织了自立军。该会宗旨宣布不承认清政府有统治中国权，但又拥立光绪皇帝，态度暧昧。章炳麟反对用“勤王”旗号。他说：“诚欲光复汉绩，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果欲勤王，则余与诸君异趣也。”因断发以示决绝。表示了要同清王朝战斗到底的决心。　
章炳麟的排满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开始，章炳麟本着传统的春秋大义思想和对满清政府的刻骨仇恨，主张排斥一切满人。他在《客帝匡谬》一文中，对自己的维新思想作了检讨：“余自戊、已违难，余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1901年，他在《国民报》第四期发表《正仇满论》，具体阐述了他的排满思想。它主张，关外为满洲之地而关内为汉人分地，“今日逐满，亦犹田园居宅为他人所割据，而据旧时之契约碑界以收复吾所以固有而已，而彼东三省犹为满洲之地。故曰逐满，而不曰歼灭满人。”在这里，章炳麟没有抓住要害，认清事物的本质。清政府之所以腐朽，应该推翻，是因为它奉行封建专制主义和对帝国主义实行妥协主义注意政策，而不是章炳麟所说的满汉两族本非一家。章炳麟为了推翻满清专制政府的需要，竭力论证满汉不同种，满洲人不是中国人，而致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东北历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事实于不顾，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分裂，也给顽固派和立宪党人攻击革命留下了口实。章炳麟并为觉悟，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对满洲人的攻击和对汉人“复国”的号召更加激烈。1903年，他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并写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因此成为上海当时著名的“苏报案”的主角之一，在狱中仍坚持斗争。　　
章炳麟的排满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和主张是在出狱后，他开始把满洲贵族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开始把排满同排王权、反对封建专制联系起来。他在《讨满洲檄》里，着重列举十四条罪状，揭露满清贵族的封建剥削和压迫。1908年，章炳麟在《排满平议》中更加鲜明指出：“排满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尽管这时章炳麟已将满族统治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但他的思想仍未脱离满汉矛盾的圈子，仍念念不忘满汉分治。　　
章炳麟真正将排满的意图同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完全等同起来，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武昌起义时，章炳麟在日本东京，当时满洲留学生，惊恐万状。有人主张向日本借兵扑灭革命。章炳麟闻讯立即写了《致留日满洲学生书》，向他们说明革命军的立场，劝告留日学生，避免了一场可怕的后果不堪设想的恶性事件发生。至此，章炳麟排满思想的真谛，真正回到了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各民族共兴中华的路上，从而达到了其排满思想发展的顶峰，而这也正是他排满思想结束的时候。
三、民主建国思想
　　推翻满清政府后，中国又面临着建立一个什么样体制的国家，怎样去建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章炳麟本着一颗火热的心，积极出谋划策，不断四处奔走。这一时期他提出不少民主建国主张。然而他不能科学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情况和矛盾，这些主张也就不免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和化为泡影了。　关于国家体制，章炳麟回国之初，主张实行美国式的联邦制。因为他看到已经光复的各省没有足孚众望的领袖，害怕完全统一会导致内战。但不久就转而反对联邦制。在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上，他发表演说，指出中国与美国不同，因此反对联邦制。此时他较倾向于法国的责任内阁制。理由是：“君主以及之制既亡，大总统遂为相争之的。不速限制，由于专制不殊。惟有取则法人，使首辅秉权，而大总统处于空虚不用之地。”关于政权的构成，他主张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之外，应该还有教育、纠察二权的独立。　　
在拥护袁世凯的问题上，章炳麟由于没能及时认清袁世凯的反动本质而一度受骗，但当他一旦认清袁世凯的本质，则毫不犹豫地加入反袁的行列。后又加入护法运动。护法运动失败后，南北政权的对立，使章炳麟感到中央集权之一是在中国行不通，于是产生了“联省自治”的想法。在章炳麟看来，联省自治既可以抵御外侮，又可以避免内乱，还可以维护统一。然而这一思想在当时是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的。　　　
在主张“联省自治”的同时，章炳麟政治思想的另一方面，就是顽固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章炳麟这时思想守旧，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缺乏深入了解，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应该反对借俄人势力而压迫中华民族的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使他逐渐堕落到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和悲剧。
四、民主主义思想
　　章炳麟虽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中国共产党，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当时中国受到外来侵略、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时，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清朝又一次闪烁出灿烂的火花。他不顾年迈体衰，为宣传团结抗日四处奔走，呕心沥血，用行动照亮了他生命历程上第二个辉煌的时代。　
章炳麟的民主主义思想是比较复杂的，有真假之分。辛亥革命前，它宣扬的是假民主主义，狭隘的民主主义。他的排满主义，只是汉族复仇主义加上反对清王朝腐败卖国的爱国主义的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他排满，即使出于历史的偏见，也是推翻清朝专制政府的需要。而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章炳麟坚决主张抗日，痛斥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无所畏惧，爱国主义热忱见于言行。他大胆揭露蒋介石一伙“爱国家不如爱自身，爱自身之人格有不如爱自身之性命”。他宣扬抗日主张，勉励张学良、冯玉祥等不计个人名位、利益得失，积极抗战。他亲自为抗日将士作《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为抗日烈士题写碑文，鼓舞抗日士气。他在大敌当前外患紧逼的情况下，主张捐弃政治分歧，一致对外抗日。逝世前十日，他致书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必然抗日，主张把绥远地区让给共产党作抗日根据地。而其辞世遗嘱，却只有两句话：“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表现了这位杰出的资产阶级爱国这一生反帝爱国的坚定立场和质朴高尚的品德情操。
章炳麟先生趣事
一、狂——敢作敢为、狂热进取
　　章炳麟的“狂”，不肯摧眉折腰、低首下心，而富于狂热的反抗精神。在1903年轰动全国的“苏报案”入狱三年、1908年在日本被拘禁、1914年大骂袁世凯称帝被软禁两年多，这三场冤狱之中，章炳麟狂热的革命斗志，得到突出的体现。　鲁迅对章炳麟的评价：“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他曾自称有“神经病”、自称是疯子、狂人。但有时候属于“真狂”、狂热、狂妄，有时候属于“佯狂”，就是装疯卖傻。章炳麟1906年东渡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说了这样的怪话：“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章炳麟颇有自知之明，自鸣得意，并非自贬。
二、放——放浪形骸、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章炳麟年轻时曾是江南大学问家俞樾（yuè）的得意门生。他参加过上海强学会，赞成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转向反满的“种族革命”。他去看望老师俞樾，希望得到老师的支持，俞樾却大骂他不忠不孝。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章炳麟公开声明，跟俞樾断绝师生关系。他狂妄地既不忠于朝廷、又不尊重师长，这在当时简直冒天下之大不韪。　
章炳麟因为“嬉笑怒骂皆为文章”，曾忍受被杖之辱。庚子义和团事变后，张之洞在湖北办《正学报》，鉴于章炳麟古文造诣，聘为主笔。然而章炳麟竟然写下洋洋六万言的《排满论》。《正学报》总办梁鼎芬阅后惊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遂乘轿子疾驰总督衙门，请捉章炳麟，按律治罪。亏了《正学报》坐办王仁俊惜才，对张之洞说：“章炳麟是个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梁鼎芬这口气咽不下去，命轿夫把章炳麟扑倒在地，一顿乱棒。后章炳麟每与人嬉笑怒骂时，对方说“叫梁鼎芬来！”章炳麟就不语了。　　
章炳麟为人直爽，性格火爆，出言不逊、持论偏激、惊世骇俗，被世人称作“疯话连篇”或“狂言无稽”。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原是例行公事，章炳麟却十分不满，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年龄——万寿无疆。”　　
1902年4月26日章炳麟在东京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留学生数百人报名赴会。日本当局迫令解散此会，并传讯章炳麟等。警长问章是清国何省人？章答“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问属何阶级？答曰“遗民”。　　
章炳麟首如飞蓬，衣衫褴褛，不拘小节，有“邋遢相公”王安石之风。　　
章炳麟言论爱走极端，看着谁恶心了，不顺眼了，想骂就骂，想吼就吼，想咒就咒。管你是什么“狗屁皇帝”，还是什么“猫腻总统”。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持论偏激，行为怪诞，又不愧为“民国之祢衡”。但又一方面，他也算准了，自己盛名盖世，社会影响非同小可。杀一国士的恶名，谁担当得起？清末骂光绪皇帝小儿，这着棋似险而不险；民国初年骂袁世凯，袁自命天下英雄，不敢公然学曹操来杀章炳麟。所以他有恃无恐。章炳麟是一大手笔，就连袁世凯派去软禁他的爪牙都懂得：“炳麟先生不可得罪！用处甚大，他日炳麟一篇文章，可少用数师兵马也。”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来，“章疯子”的绰号，对于章炳麟的社会政治影响也造成不利的一面。例如：当章炳麟因“民报”事件与孙中山发生严重争执之后，黄兴曾写信给孙中山说：“弟与（汪）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按：指章炳麟）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章疯子”的名气更大，凡是不合时尚与流俗的话，多被指为“疯人呓语”。鲁迅有一段回忆：“民国元年，章炳麟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三、三不朽——参政积极，学问独特
　　像章炳麟这样最后一代的“士大夫”，晚年虽基本以讲学为主，看上去很像专业文化人；但他确如周作人所说，是与传统士人一样“参政不成之后才做学问”。尽管他们常常回归学术，但大都出于天下无道、不得不退隐的选择。积极参政的情结一直存在，“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减。　细读章炳麟《自定年谱》，除了少年时期多涉及读书外，成年后涉及政治、社会活动的内容，远超过论学。可知章炳麟对于自己的定位，是“参与政治的士大夫”。周作人指出：章炳麟对政治的关切，原本“出于中国谬见之遗传，有好些学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单怪先生”。致力“参政”乃是中国士人的传统。　　
传统所谓“三不朽”指的是“立德、立功、立言”。我国历代士大夫一向把“立功”置于“立言”之上。章炳麟曾两次为自己寻墓地：民国初年（1914）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攘夷匡夏”抗蒙古侵略有功的明代刘伯温墓侧；抗战前夕（1936）国难危重时则选择葬在抗满清的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他自选的盖棺定论侧重于“立功”，均以民族主义的“攘夷”为标志。因此鲁迅盛赞他的老师章炳麟先生为“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炳麟乃是公认的国学宗师，道德文章，堪称一代之雄；但他更倾心担当社会活动的责任。只要一脚迈出书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些令卑鄙的“食肉者”感到头痛的怪事。　　
卓尔不群，是章炳麟个性的特点。他常有与众不同的独立思路。20世纪初，“社会进化论”被视作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公理，以致有人将它与“进步主义”等同起来。1906年，章炳麟发表《俱分进化论》，反对盲目崇拜资本主义的演化：“彼不悟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知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他也。”也就是说，社会“演化”可能走向“进化”，也可能走向“退化”。文中对有些人崇洋媚外的不良倾向，表露了深切的忧患意识。两年后，他又发表《代议然否论》，就西方议会制的利弊作辩证思考，主张中国的制度应力求避免代议制的弊端。　　
章炳麟在1911年撰著的《齐物论释》，要求破除对权威和经典与膜拜，破除文明与野蛮的偏见，破除是与非的机械划分，强调不发达国家、民族及其文化都有存在的权利，指出世界多元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当时“惟西是尚”的流风下，章炳麟的观点从民族性出发，不盲从时髦，而敢于独树一帜，体现了对国家命运的独特思考，代表了现代民族文化的一个方面。
四、热衷讲学——以调和的态度对待新旧文化
　　顾颉刚当年曾连续冒着雪夜的寒风去听章炳麟的国学讲演，“觉得他的话即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佩服极了。认为从此认清了做学问的大路，懂得“书籍里的东西可以由我的意志驱遣着，把我的意志做他们的主宰。”章炳麟-对联章炳麟去上海与梁启超同办《时务报》的时候，作为读者的谭嗣同就将其二人相提并论了：“大致卓公（梁）如贾谊，章似司马相如。”二者虽风格有别，却难分轩轾，只是章文用典太多，过于古雅，一般的读者不易接受，故而黄遵宪的评价似可作为谭嗣同的补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之文。”　　
1919年初章炳麟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讲《今日青年之弱点》，他本人的确有意调和新文化与旧文化。他在讲演中明确表示：“近来有人提倡新文化，究竟新文化和旧文化，应该怎样才得调和？”　　章炳麟的言行中，一直以调和的态度对待新旧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新潮中引入“整理国故”，参合新旧。章炳麟对国学进行了重新解说。他认为：“诸子学等于现在西洋的哲学。”后来更按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的系统讲述国学，这其实就是借鉴西学加以调整。曹聚仁记录章炳麟《国学演讲》，认为年轻人研究国学的原因有四：其一，区分精华和糟粕（腐骨），便于取舍；其二，系统整理，便于观察；其三，找出国学的真面目，抵御社会旧势力“借国学做护符”的反动，以利于趋新；其四，找出沟通国学与西方文化的方法，以便“合理的迎纳”。章炳麟先生讲国学，的确使我们满足求知欲望，并且是适应这四种需求的。　　
1924年胡适为清华学校策划兴办国学研究院，主张采取英国的导师制度，校方遂请胡适本人出任导师。谁知这位留洋的博士却自认才疏学浅，声称当今之中国非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诸公不足以担此重任。结果梁、王二位欣然赴任，章炳麟却因不屑与“保皇党”共事而拒受聘书。　　
1932年章炳麟到北平讲学长达3个月，故都各校的趋新弟子执礼谨然，其余各派学人也纷纷请益问学。这象征着五四以后文化界新旧、南北之间的冲突，重归“以平实而致博大”的轨道。
五、痴——日常生活心不在焉，痴迷书呆
　　章炳麟居住在上海时，每次自己出门外购烟，离家不过五六十步，便不识归途，又不忆门牌，只得沿途问人，问路之词甚为幽默：“先生，我的家在哪里？”闻者莫名其妙。　民国初年在上海，章炳麟跟孙中山、廖仲恺、苏曼殊等人时常往来，有时在章家叙谈，有时孙中山派人驾车接他去。有一次章炳麟从孙家出来，孙家车马刚好都有事去了，门口只停了一辆人力车，他跨出门就上了人力车，挥手呼快走。车夫问：“拉往哪里?”炳麟向前一指说：“到我家里！”车夫便径往前走。拉了一程又问：“先生家住哪里?”炳麟说：“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家烟纸店。”车夫没法，只得拉了章炳麟走一程问一问，在马路上大兜圈子。孙家陪送章炳麟的人，当时要找一辆人力车同行，等找到另一辆车时，章炳麟已不知去向，便用电话向章家（汤国梨夫人）询问，得知章炳麟并未回家！急得孙家和章家分别派人四出寻找，终于在大世界附近，发现他坐在车上顾盼自若，迎面而来，才拦住送回家中。事后大家引为笑谈，忍俊不置。（根据汤国梨夫人晚年叙述）。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个版本，说章炳麟有一次从南京返上海，家人误记了班次，章炳麟一人下车，不知如何雇一马车，车夫问他到何处，章炳麟随口答道：“到我的家里。”车夫无办法，只得在市内兜圈子。家人接不着章炳麟，焦急万分，派十余人在市内寻找，好不容易才寻到……以后，章炳麟每次行动，即使在室内亦有侍役追随，不然，即给夫人添麻烦。　　
章炳麟居处皆是书，窗台亦设书，室内了无陈设，中置一床，每中夜睡醒，忆及某书某事，起床翻阅之，往往自中宵达旦，虽在严冬，亦不知加衣，莅晨仆役进室洒扫，见章炳麟持卷呆立，惊呼：“老爷，你还未着衣呐！”章炳麟方始惊醒。人到暮年读书，乃能读到痴迷的地步，章炳麟令人敬佩。
生平年表
一八六八年一岁　　
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即公历一八六九年元月十二日，章太炎生于浙江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父章浚，曾任县学训导，并在诂经精舍担任监院多年，好经术。有子女四人，太炎排行第三。　　
一八七三年六岁　　
入私塾就读。　　
一八七六年九岁　　
外祖父朱有虔自海盐来，对章太炎进行系统的文字音韵学教育。　　
一八八〇年十三岁　　
朱有虔归。在父章浚、表兄章篯指导下研读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顾炎武《音学五书》、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引之《经义述闻》等，打下初步汉学基础。　　
一八八三年十六岁　　
参加县试，癫痫病突然发作，没有考成。从此放弃科举，广泛涉猎经史子集。　　
一八九〇年二十三岁　　
父章浚去世，遵父遗训，进诂经精舍学习。时诂经精舍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授学者有高学治、谭献等。　　
一八九一年二十四岁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刊行。《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以下简称《自定年谱》）称本年“始分别古今文师说”。　　
一八九二年二十五岁　　
纳妾王氏。　　
一八九三年二十六岁　　
生女。这一时期完成作品有：《膏兰室札记》四册及《孝经本夏法说》、《子思孟轲五行说》等。　　
一八九四年二十七岁　　
与夏曾佑相识。夏氏主《公羊》、《齐诗》之说，与章多有辩论。又好佛学，劝章氏购览佛典。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撰《独居记》。　　
一八九五年二十八岁　　
十一月，寄会费银十六圆，加入康有为在沪设立的上海强学会。　　
一八九六年二十九岁　　
撰成《春秋左传读》(初名《春秋左传杂记》)五卷及《驳箴膏肓评》、《砭后证》，驳难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刘逢禄《左传》不传《春秋》之说。　　
八月九日（7月初1），《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任主笔，汪康年任经理。　　
一八九七年三十岁　　
一月，离诂径精舍赴沪，任职时务报馆。读谭嗣同《仁学》，“怪其杂糅”，不相许。　　
四月，因不满康有为倡言建立孔教，自称“教主”，遭康氏门徒围攻殴打，愤而离沪返杭。返杭后，与宋恕、陈虬等创办“兴浙会”，为《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撰稿。　　
本年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刊于《时务报》)；《变法箴言》、《平等难》、《读管子书后》、《东方盛衰论》(刊于《经世报》)；《后圣》、《儒道》、《儒兵》、《儒法》、《儒墨》、《儒侠》、《异术》、《重设海军议》(刊于《实学报》)；《译书公会叙》、《论民数聚增》(刊于《译书公会报》)。　　
一八九八年三十一岁　　
一月，上书李鸿章，末有结果。三月，受张之洞邀请，赴武昌筹办《正学报》，不到一月即离去。七月，在沪任《昌言报》主笔。发表《商鞅》、《弭兵难》、《书汉以来革政之狱》等。戊戌政变后，为躲避清政府迫害，携家避难台湾，于十二月抵达台湾。　　
一八九九年三十二岁　　
春，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书信往来，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诗文多篇。六月，应梁启超及留日学生之邀，东渡日东，与孙中山相识。不久离日回国。夏秋间，辑订并出版《訄书》初刻本，收入文章五十篇，由梁启超题名，木刻刊行。冬，在沪任《亚东时报》主笔。　　
本年发表作品有：《答学究》、《客帝论》、《分镇》、《儒术真论》(刊于《清议报》)和《今古文辨义》(刊于《亚东时报》)等。　　
一九〇〇年三十三岁　　
七月，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断发以表示与清政府决裂。唐才常自立军失败后，思想发生较大转变，撰《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并开始修定《訄书》。　　
一九〇一年三十四岁　　
往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宣扬民族民主革命，引起江苏巡抚恩铭的注意。　　
发表《正仇满论》批判梁启超《积弱溯源论》；撰《征信论》批判康有为借今文经学以治史。　一九〇二年三十五岁　　
二月，为避恩铭等人追捕，东渡日本，暂寓横滨《新民丛报》社，与梁启超、孙中山相会。四月，与秦力山等发起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七月，由日本返回故乡杭州，删定《訄书》重刻本。　　
本年翻译出版日本岸本能武太著《社会学》，发表《文学说例》，与梁启超通信谈修改《中国通史》。　　
一九〇三年三十六岁　　
三月，在上海爱国学社任教，结识邹容、章士钊等。五月，邹容写成《革命军》，章太炎为其撰序，并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六月三十日（闰5月初6日），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制造“苏报案”，章太炎被捕入狱。次日，邹容自投入狱。　　
本年发表：《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刊于《国民日报》)、《与刘师培书一、二、》、《释真》(刊于《国粹学报》)。　　
一九〇四年三十七岁　　
章太炎被判刑三年，邹容被判刑两年。章氏在狱中开始研读佛经。　　
五月，《訄书》重印本在日本出版。冬，光复会成立，推举蔡元培为会长。　　
一九〇五年三十八岁　　
在狱中继续研读佛经，读《瑜伽师地论》等。　　
二月，《国粹学报》在上海创刊。邓实主编，撰稿人有章太炎、刘师培等。　　
一九〇六年三十九岁　　
六月二十九日（5月初8日），章太炎出狱，孙中山自东京派人来迎，遂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氏发表演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　　
十月，成立国学讲习会，作《论诸子学》等讲演。　　
清政府下令预备立宪。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鼓吹立宪，反对暴力革命。章太炎在《民报》撰文予以批驳。　　
本年发表：《俱分进化论》、《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无神论》、《革命之道德》、《箴新党论》、《衡三老》、《悲先戴》、《哀后戴》、《伤吴学》(刊于《民报》)；《与人论朴学报书》、《古今音损益说》(刊于《国粹学报》)。出版《国学讲习会略说》，收入《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篇。　　
一九〇七年四十岁　　
继续主《民报》笔政，因《民报》经费问题与孙中山发生矛盾。　　
二月，康有为将保皇党改为国民宪政会。九月，梁启超、蒋智由在东京筹组推动立宪的政闻社。章太炎撰文予以批驳揭露。　　
四月，章太炎与张继、刘师培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　　
本年在《民报》发表：《社会通诠商兑》、《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五无论》、《定复仇之是非》、《国家论》、《官制索隐》。《春秋左传读叙录》在《国粹学报》刊完。撰《新方言》，并开始在《国粹学报》连载。另撰《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古双声说》、《国粹学报祝辞》、《与刘师培书六》、《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一、二》等，均刊于次年出版的《国粹学报》。　一九〇八年四十一岁　　
从四月开始，为留学生开设讲坐，讲授《说文》、《庄子》、《楚辞》、《尔雅》等。七月，又为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等单独开设一班，另行讲授。　　
刘师培、何震夫妇受清政府指使，于五月二十四日的上海《神州日报》刊登《炳麟启事》，对章太炎进行诬蔑陷害。章太炎登文予以否认。　　
本年发表：《大乘佛教缘起说》、《辨大乘起信论之真伪》、《龙树菩萨生灭年月考》、《排满平议》、《驳神我宪政说》、《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四惑论》、《五朝法律索隐》、《马良请速开国会》(刊于《民报》)；《小疋大疋说》上下、《八卦释名》、《六诗说》、《原经》、《毛公说字述》、《刘子政左氏说》(刊于《国粹学报》)。《新方言》在《国粹学报》续完。　　
一九〇九年四十二岁　　
因《民报》复刊和筹款等事与孙中山发生尖锐冲突。撰《伪民报检举状》，指斥汪精卫等复刊之《民报》为非法，并对孙中山进行攻击。　　
编订《太炎集》，舍弃了一些曾起了重大政治影响的政论文章，追求“俗或末之好”的“传世”之文。　　
本年发表：《与刘光汉(师培)书七》、《原儒》、《原名》、《致国粹学报社书二、三、四》、《庄子解诂》(刊于《国粹学报》)。出版《小学答问》。　　
一九一〇年四十三岁　　
一月，黄兴在《日华新报》发表《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人之铁证》，指斥章太炎为清政府特务、革命党之叛徒。　　
二月，章太炎、陶成章等于东京重组光复会，章太炎任正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创办《教育今语杂志》作为机关报，与同盟会正式分裂。　　
夏，黄侃创办《学林》杂志，刊登章太炎《文始》、《封建考》、《五朝学》、《信史》、《思乡愿》、《秦政记》、《秦献记》、《医术平议》等许多重要著作。　　
本年撰定《文始》、《齐物论释》。编定《国故论衡》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在《国粹学报》发表《驳皮锡瑞三书》，批驳皮锡瑞所撰《王制笺》、《经学历史》、《春秋讲义》三书。对《訄书》再次修订，原件现存北京图书馆。　　
一九一一年四十四岁　　
继续在东京讲学。　　
十月十日（8月19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东京，章氏中断讲学。　　
十一月十五日（9月25日），章太炎回到上海。在上海国民自治会演说：“宜先认武昌为中央政府。”当黄兴就扩大同盟会问题相询时，章太炎以“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告之。　　
槟榔屿《光华日报》连续刊载章氏政论《诛政党》。　　
一九一二年四十五岁　　
一月三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章太炎、程德全被选为正副会长。章太炎发表演说：“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　　
一月十四日，陶成章在上海被蒋介石刺杀，章太炎与孙中山隔阂进一步加深。　　
孙中山函聘章太炎为枢密顾问。二月七日，章太炎应邀赴南京。在建都问题上，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旋即返沪。　　
三月一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名统一党，选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后又与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篡夺总统职位。冬，任章太炎为东三省筹边使。　　
一九一三年四十六岁　　
章太炎在长春设筹边使署。　　
四月十七日，章太炎从长春赶回上海，受到孙中山的欢迎。又前往武昌见黎元洪，“以为联合之图。”五月上旬，通电袁世凯，要求罢黜四凶：梁士诒、赵秉钧、陈宦、段芝贵。下旬，由武汉返回北京。袁世凯授与二级勋章一枚。六月，由京来沪，由蔡元培主婚，与汤国黎在哈同花院举行婚礼。　　六月十九日，袁世凯通令各省尊孔祀孔。孔教会成立。章太炎发表《驳建立孔教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七月，二次革命爆发，不久失败。八月，章太炎昌着危险返回北京，为袁世凯幽禁。　　
一九一四年四十七岁　　
被幽禁于北京龙泉寺。手定《章氏丛书》，并将《訄书》定名为《检论》，从分卷到内容，都有很大变动。　　
一九一五年四十八岁　　
仍被幽禁。　　
四月，《太炎最近文录》出版，钱须弥编，收录章氏辛亥以来电文演说。章太炎对此书深为不满。　　
五月，《国故论衡》增订完毕。《检论》定稿，共分九卷，正文六十篇，附录七篇，大半为新写或据《訄书》旧稿重新写定。　　
七月，上海右文社出版《章氏丛书》，铅字排印，两函二十四册，包括《春秋左传读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文始》九卷、《新方言》十一卷附《岭外三州语》一卷，《小学答问一卷》、《说文部首韵语》一卷、《庄子解诂》一卷、《管子余义》一卷、《齐物论释》一卷、《国故论衡》三卷、《太炎文录初编》文录二卷别录三卷。　　
冬，章太炎口述，吴承任笔述整理成《菿汉微言》。自述“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　　
一九一六年四十九岁　　
六月，章太炎恢复自由。七月，抵上海，受到热烈欢迎。九月，出国赴南洋考察，十二月，回国。　　
一九一七年五十岁　　
三月四日，章太炎在上海发起亚洲古学会。　　
九月一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组织护法军，讨伐段祺瑞。章太炎被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前往昆明争取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支持，因唐缺乏诚意末果。　　
一九一八年五十一岁　　
赴四川，到邹容祠行礼。在重庆等地讲学。又赴湖北、湖南，十月归抵上海。　　
十一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把一九一三年拟定的注音字母公布，注音字母采自章太炎。　　
四川观鉴庐出版《太炎教育谈》。汪太冲编《太炎外纪》出版。　　
一九一九年五十二岁　　
《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刊本问世，较上海右文社版新增《齐物论释》重定本、《太炎文录初编》、《补编》、《菿汉微言》三种，校勘颇精，改正了右文社版不少错误。　　
一九二〇年五十三岁　　
一月至三月，身患黄疸，病卧。六月，热病大作，几死。　　
章太炎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提出“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　　
一九二一年五十四岁　　
《太炎学说》上下卷由四川观鉴庐出版。上卷为章氏一九一八年在四川讲演记录，下卷为一批书札。《章太炎的白话文》出版，吴齐仁编，泰东图书馆铅字排印本。　　
一九二二年五十五岁　　
黎元洪就职总统，章太炎受勋一枚。宣讲“联省自治”，还主张“南迁武汉”。　　
四月至六月，应江苏教育会之邀，主讲国学，每周一次，共十次，讲题为《国学大概》、《治国学方法》、《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讲演记录有两个版本，一为曹聚仁所编《国学概论》，一为张冥飞所编《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　　
柳诒徵对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诋孔”的观点提出批评，章太炎公开答复，表示接受，还懊悔“前声已放，驷不追舌”。　　
《章太炎尺牍》出版，上海文明书局铅字排印本。　　
一九二三年五十六岁　　
三月二日，孙中山在广东宣告大元帅大本营成立，章太炎以为“广东帅府之欲以武力统一西南，亦西南之吴佩孚也”。　　
九月，《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章太炎任社长，欲发扬“国故”，挽救“人心”。　　
一九二四年五十七岁　　
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居正的怂恿下，章太炎发表公函，反对国共合作。　　
《章氏丛书》上海古书流通处印本出版。　　
一九二五年五十八岁　　
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章太炎撰文祭悼。　　
五卅运动爆发，章太炎发出通电，欲“使水深火热之民，早登衽席”。　　
一九二六年五十九岁　　
四月七日，章太炎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任理事。发出通电，叫嚷“反对赤化”。八月八日，章太炎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江苏省长陈陶遗聘请，到南京任“修订礼制会会长”。十三日，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组织北伐。　　
一九二七年六十岁　　
七月至十一月，居同孚路赁寓，终日宴坐，兼治宋明儒学，借以惩忿。　　
一九二八年六十一岁　　
写《自定年谱》，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十五岁止。　　
一九二九年六十二岁　　
终年闭门杜客，对国事、学术俱保持缄默。　　
一九三〇年六十三岁　　
撰《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自称“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繁言碎辞，一切芟荑，独存此四万言而已”。　　
一九三一年六十四岁　　
五月一日，《国学丛刊》由中国大学出版，章太炎弟子吴承仕编辑。章氏在该刊发表文章有：《与吴承仕论宋明道学利病书一、二》(1917年撰)、《论古韵四事》、《汉儒识古文考》上下等。
“九·一八”事变后，通信中多次议论时事，对蒋介石、张学良拱手将奉、吉让予日本不满，也不满粤方乘机倒蒋。　　
一九三二年六十五岁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章太炎愤怒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在燕京大学演说，号召青年拯救国家的危亡。　　
秋，赴苏州讲学，组织国学会。章太炎亲撰《宣言》，主张“范以四经”。四经指《孝经》、《大学》、《儒行》、《丧服》。　　
一九三三年六十六岁　　
民族危机严重。二月，章太炎与马相伯联合宣言(“二老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　　
《章氏丛书续编》于北京发行，章太炎弟子吴承仕、钱玄同校刊，收录著作七种：《广论语骈枝》一卷、《体撰录》一卷、《太史公古文尚书说》一卷、《古文尚书拾遗》二卷、《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五卷、《新出三体石经考》一卷、《菿汉昌言》六卷。　　
一九三四年六十七岁　　
秋，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因与“国学会”旨趣不同，另创章氏国学讲习会。　　
一九三五年六十八岁　　
三月，蒋介石派丁维汾(鼎臣)慰问，并致万金为疗疾费，章即将此款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　　四月，开办章氏星期讲演会，共九期，讲题为《说文解字序》、《白话与文言之关系》、《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论经史实录而不应无故怀疑》、《再释读经之异议》、《论经史儒之分合》等，一一都有记录单行出版。　　
九月，《制言》半月刊创刊，由章太炎主编。其宗旨是研究中国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　一九三六年六十八岁　　
冬、春间，于章氏国学讲习会授《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学略说》，俱有讲演记录刊行。夏，给国学讲习会学生讲完《尚书》。六月十四日，于苏州病逝。时人评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国民政府令以国葬，葬杭州西湖畔张苍水墓侧。　　
注释：　　
[1]我国标年方法，辛亥革命以前，用帝王年号计年与干支计年；辛亥革命后，用公元计年。今均采用公元纪年，而于重要事件同时标明农历计年。
三入牢狱
　　第一次入狱是因为1903年的“苏报案”。章太炎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推进教育会活动，并变《苏报》为江南喉舌。为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论，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在《章太炎的事业及其与鲁迅的关系》中评论:“在这个改革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最初论战中，作为革命的争辩家的太炎面目，已毫无遗憾地发挥出来了，而最为轰动的是他在论战中，直呼当代皇帝的名字，骂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显而易见，这种言论虽然发表在上海的租界内，也不能不引起清廷的震动和愤怒。清政府遂向租界提出控告，租界工部局(警察局)于1903年6月30日上午到报社捕人。章太炎器宇轩昂，明言相告:“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苏报与苏报案第二次入狱是因为1908年的“民报案”。章太炎出狱后即被孙中山迎至日本，由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同盟会，接任《民报》主编。在章太炎的主持下，《民报》成为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抨击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阵地，“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引起清廷的恐慌和仇视。清政府派唐绍仪与日本政府交涉，日本政府出面封禁了《民报》，将章太炎传入警署。太炎先生二入牢狱，时在1908年10月20日。11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判厅开庭审讯，章太炎据理辩驳，无懈可击；裁判长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但是，东京地方法院对章太炎仍作出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决。鲁迅、许寿裳等人代交了罚金，太炎先生获释。　　
第三次入狱是指章太炎被袁世凯在北京禁锢三年。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派人刺死于上海。章太炎怒不可遏，先在上海发表反袁文章，后又只身赴京当面讨袁。“虽经友人力阻，而先生则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于八月冒险入京。”章太炎到京后，曾摇着用勋章做扇坠的折扇，径闯总统府，以示对袁世凯的反对和蔑视，大有弥衡击鼓骂曹的气概。　　
袁世凯先将太炎先生拘于共和党本部，继又囚于龙泉寺，最后则禁于钱粮胡同。1916年3月，袁世凯忧惧而死，太炎先生才获自由，又是三年牢狱之苦。
章炳麟诗作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主要成就
　　章炳麟早期哲学思想有唯物主义倾向，反对天命论，后期受宗教哲学、西方哲学和老庄哲学的影响，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建树，有”国学大师”之称。章炳麟书法扇面章炳麟在文学方面是从古文经学家的立场来诠释、评论文学的。对文章又区分为句读文和无句读文两种。图画、表谱等是”无句读文”。　　
句读文中“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词曲”是有韵文；“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是无韵文。章炳麟从有形质而自成首尾即为文章这一概念出发，尚质直，重证据，戒空论，反夸饰，认为议论文章要以学问为基础，不能空泛无据，叙述文章要“确尽事状”，“比类知原”，不能以猜测为实事。“凡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著”,反映了经学家的治学精神。他以为文章分“雅”、“俗”，质直的辞语叫“俗”，有规律的辞语叫“雅”。造辞能表达意旨，叫做“尽俗”；“雅”则是文章的最高境界。他反对有意模糊不清和强行润饰的“诡雅异俗”。又以为文章的刚柔，反映了时代的盛衰，如西汉强盛，文章“雄丽而刚劲”；东汉少衰,“文辞亦视昔为弱”；唐代“国威复振”,“终有韩（愈）、吕（才）、刘（禹锡）、柳（宗元）之伦，其语瑰玮,其气奘驵,则与西京相依；”（《□汉微言》）。从自己的文章观念出发，他对近代及同时文人如龚自珍、魏源、谭嗣同、黄遵宪、王□运、康有为等都有所论列（见《与友人论文书》、《与邓实书》）。　　
章炳麟自称,少慕韩愈“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34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任,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自述学术次第》）。大抵于论辩之文，尊晚周、魏晋，认为”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而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又认为“晚周之论,内发膏肓,外见文彩,其语不可增损”(《国故论衡.论式》)。他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文章,大都与政治斗争有关，针锋相对，以深厚的学识作革命政论，内容充实，文字锐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如《客帝》、《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但后来追求”流俗或未之好”的”传世”之文，诘屈聱牙，索解为难，每为论者所不满。他在诗赋方面薄唐、宋以降。他的诗作不多,主要是五言诗,以为四言“风雅以后，菁华既竭,惟五言犹可仿为,可用以专写性情”（《自述学术次第》）。但他的古体诗取法汉魏乐府，往往古奥难读。早期有些小诗如《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以平易的语言抒写革命的友谊和壮怀，颇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章炳麟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集大成者，朴学大师。他博通经史，精研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在使传统的小学脱离经学附庸的地位而成为独立的语言科学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修正王念孙、江有诰的古韵分部，定古音为23部；首次用汉字描写古韵的音值；提出“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定古声母为21纽；他是第一个对古纽有系统认识的学者。注重受梵语语音学影响的音理是其古音学研究的特点。　　
此外，他继孔广森之后，进一步提倡“阴阳对转”“旁转”的学说，创造《成均图》，旨在以通转的理论学说解释文字的转注、假借与孳乳的现象。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国故论衡》《文始》两书中。其中《文始》一书是我国汉语史上第一部理论、方法、体例都初具规模的语源学著作。《新方言》一书利用汉语音韵学来讲解方言词汇，根据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古语证今语，以今语证古语，以义正声或以声求义，对汉语语源的研究有较大影响。在经史方面，他对儒家经籍、先秦诸子及汉儒著作和史书上的字义的考释，对训诂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价值。著述均见于《章氏丛书》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始陆续出版的《章太炎全集》中。　　
章炳麟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散文。早在一九零一年，他刻《言书》于苏州，其中《客帝》一篇即表现了显明的民族思想。一九零三年发表在《苏报》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序》，更鲜明地昌言民族民主革命，对打击改良派，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一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政论文，一般感情强烈，思想敏锐，内容充实，组织严密，虽词不迫切，而含意独厚，自有一种动人力量。他是以广博学问结合革命思想作政论的，“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后来在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时，他不满意汉文和唐宋文，而以魏晋文相号召。　　
章炳麟博通经史、语言文字学。书法以篆书见长，因对金石学造诣深厚，书写篆文，均有典章渊源可循。所作笔势舒展苍劲，字体古朴蕴藉，惜不多作。著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
历史评价
　　章炳麟纪念邮票章炳麟先生被视为“革命元勋”。戊戌政变前，他是主张改良的。戊戌换败后的第二年，他在上海参加唐才常发起的“张园国会”，头一个站出来剪去辫发，立志革命，为了革命，他多次被捕入狱。　　
1903年他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及替邹容《革命军》作序而在上海被捕。他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他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节慨。他勇猛无畏，挺然独往，他是真正革命道德的实践者。他于民国艰难缔造之功，孙中山而外，实为第一。周恩来称誉章炳麟“是一代儒宗、朴学大师，学问与革命业绩赫然，是我们浙江人民的骄傲。”

　　【原文】

　　邹容，字威丹，四川巴人。父某，行商陇蜀间，略知书。容少慧敏，年十二，诵“九经”、《史记》、《汉书》皆上口。父以科甲期之，君弗欲，时喜雕刻，父怒，辄榜笞至流血，然愈重爱。容稍长，从成都吕冀文学。与人言，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冀文惧，摈之。父令就日本学，时年十七矣。与同学钮永建规设中国协会，未就。学二岁，陆军学生监督姚甲有奸私事，容偕五人排闼入其邸中，榜颊数十，持剪刀断其辫发。事觉，潜归上海，与章炳麟见于爱国学社。是时，社生多习英吉利语，容调之曰：“诸君堪为贾人耳。”社生皆怒，欲殴之。广州大驵冯镜如，故入英吉利籍，方设国民议政厅于上海，招容，容诘镜如曰：“若英吉利人，此国民者，中国民邪？英吉利国民邪？”镜如惭，事中寝。

　　容既明习国史，学于冀文，复通晓《说文》部居。疾异族如仇雠，乃草《革命军》以摈满洲。自念语过浅露，就炳麟求修饰。炳麟曰：“感恒民当如是。”序而刻之。会虏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检察革命党事，将逮爱国学社教习吴朓。朓故惎容、炳麟，又幸脱祸，直诣明震自归，且以《革命军》进。明震缓朓，朓逸，遂名捕容、炳麟。容在狱，日就炳麟说经，亦时时讲佛典，炳麟以《因明入正理论》授之，曰：“学此，可以解三年之忧矣。”明年，狱决，容、炳麟皆罚作。西人遇囚无状。容不平，又啖麦饭不饱，益愤激，内热溲膏。炳麟谓容曰：“子素不嗜声色，又未近女，今不梦寐而髓自出，宜惩忿自摄持，不者至春当病温。”明年正月，疾果发。体温温不大热，但欲寐；又懊烦冤，不得卧；夜半独语骂人，比旦皆不省。炳麟知其病少阴也，念得中工，进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病日已矣。则告狱卒长，请自为持脉疏汤药，弗许；请召日本医，弗许。病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卒于狱中，年二十一矣。诘朝日加巳，炳麟往抚其尸，目不瞑。内外哗言：西医受贿，下毒药杀之。疑不能明。然西医视狱囚至微贱，凡病者皆令安坐待命，勿与药。狱囚五百，岁瘐死者率一百六十人。容疾始发，而医不知其剧；比日久，病能已著，顾予以热病常药，亦下毒之次也。

　　容卒之岁，日本与露西亚始成。--选自《太炎文录》

　　【译文】

　　邹容，字威丹，四川巴县人。父某，来往于甘肃、四川之间做生意，有一点文化。邹容少年时聪慧敏捷，十二岁时，诵读经书、《史记》、《汉书》，都能背得出。父亲希望他参加科举考试，邹容不愿意，却时常喜欢雕刻，父亲大怒，常用竹板打得他流血，然而心里更加疼爱他。邹容青少年时，在重庆经学院就学于吕翼文。与人讲话，慷慨激昂，指斥尧、舜，鄙视周公、孔子，毫无顾忌。吕翼文十分害怕，斥退了他。父亲一定要他去日本读书，这一年邹容十七岁。在日本他与同学钮永建筹建中国协会，没有成功。读了二年，因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与人通奸，邹容同五个同学推门进入他的官邸，搧了他数十记耳光，拿剪刀剪了他的辫子。事情被发觉后，邹容就暗地里回到上海，与章炳麟在爱国学社中会见。这时，学社的学生都在学习英语，邹容讥笑他们说：“各位简直要成为商人了。”学社的学生大怒，想痛打他一顿。广州洋人买办冯镜如，过去加入了英国籍，刚在上海设立国民议政厅，招收邹容，邹容责问冯镜如说：“你是英国人，这个国民议政厅，是中国人的？还是英国人的？”冯镜如羞惭万分，事情只得中途停止。

　　邹容已经熟习国史，又求学于吕翼文，更通晓《说文解字》以及文字学。他痛恨异族就象仇敌，于是撰写《革命军》以号召推翻清廷。自己感到语言过于浅显、直率，请求章炳麟加以修饰。炳麟说：“为了鼓动一般群众，正应该这样。”并写了序言刻印出来。正好这时清政府派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去查究革命党，准备逮捕爱国学社的教员吴朓。吴朓一向憎恨邹容、章炳麟，这次又希望免遭逮捕，于是径直到明震那里自首，并且送去《革命军》一书。明震暂不追究吴朓，吴朓逃跑，于是名正言顺地逮捕了邹容和章炳麟。邹容在狱中，每天跟章炳麟一起研究佛经，也经常讲佛家典籍，章炳麟向他传授《因明入正理论》，说：“读懂这本书，可以解除三年的忧愁。”第二年，判决书下达，邹容、炳麟都被判了徒刑。外国人对待囚犯非常凶恨。邹容愤愤不平，又因麦片饭吃不饱，更加愤激，以致抵热遗精。炳麟对邹容说：“你一向不好声色，又没有接近女性，如今不做梦而精液流出，应当压抑愤怒自我控制，不这样到了春天就会得病死去。”第二年正月，疾病果然发作，体内低烧，只想睡觉；加上痛恨愁烦，难以入睡；半夜梦中骂人，到天亮又全不记得。炳麟知他病在阴亏，想到自己懂得中医，只有给他服用黄连、阿胶、鸡蛋黄配制的汤药，疾病才能一天天痊愈。就请求监狱卒长，自己为邹容切脉诊断开药方，不答应；又请求叫日本医生，也不答应。邹容病了四十天，二月二十九日半夜在狱中死去，年才二十一岁。第二天十点钟左右，炳麟前去抚摸他的尸体，眼睛不闭。当时监狱内外哗然，都说外国医生受贿，下药毒死了邹容。这仅是猜疑无法查明。然而外国医生拿囚犯不当人，凡是生了病的都让他们安坐等死，不给药。狱囚五百人，每年因受虐待饥寒发病而死的有一百六十人。邹容得病之初，医生并不知他的病情严重；等到日子一长，病情已非常明显，只给他服用一般的退热药，这仅次于用毒杀人。

　　邹容去世的当年，日本和沙俄签订了和约。（冯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