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灵均，张贤亮一九八〇年短篇小说《灵与肉》中的主角。一个承载着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的苦难体验，以及他们在苦难的重压下，人格精神既保持尊严、又发生扭曲的人物形象。
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房长孙，曾经裹在襁褓中，在红灯绿酒之间被京沪一带工商界大亨和他们的太太啧啧称赞。畸形的家庭氛围(双亲不和)，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孤僻、敏感和沉默寡言的性格，这种自小养成的孤独感和自卑感，曾经一度在五十年代开朗的社会气氛中获得过暂时的疗慰，但很快地，又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场严酷无情的政治打击下被强化。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血统论”被信奉的年代，他理所当然地被当作政治异端划为“右派”，逐放出人民教师的行列，到大西北去与牲口为伍。
许灵均睡在木头马槽里的场景是令人颤栗的，他抱着长长的、瘦骨嶙峋的马头痛哭失声，在难以忍受的政治孤独中，他想念父亲，渴望亲人的爱。灵与肉，在痛苦的孤寂中经受着残酷的熬煎。为补偿与牲口为伍的孤独感，他曾将自己想象成童话世界的王子，虽也能一时间自得其乐，但毕竟只是一种心造的幻影，丝毫无济于悲惨现实处境的改善。既是命运的捉弄，也是命运的赐予，许灵均在边地劳动炼狱中，找到了自己一块新的人生立足地。牧马劳动得以使他的心灵从此从消沉委顿、难以自拔的孤寂之境中超拔出来，并得到了令人欣慰的疗救。大西北开阔的草原和草原上朴实的生活气息，使他获得了生命的营养。“他的消沉，他的悲怆，他对命运的委屈情绪也随着消失，而代之以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当他骑在马上迎着风雨呵叱马群时，“他会感到自己躯体里充满着热腾腾的力量，他不是渺小和无用的；在和风、和雨、和集结起来的蚊虫的搏斗中，他逐渐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
与牧场放牧员聚居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听着他们诙谐的对话甚至粗野的戏谑，以及注意到他们在对待劳动和生活时那种自然而然的、坦然泰然的态度，那种完全不同于自己有着那么多复杂感情的质朴、单纯的态度时，许灵均深深地为之惊奇和触动，并且从中获得了一种新的体验。他开始羡慕起他们那种在艰苦的生活中仍然保持愉快和满足的生活方式，并且开始自觉地效仿这种生活方式。这种“脱胎换骨”式的变化，致使许灵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劫难降临之时，也能从普通体力劳动者们的同情和保护中，感受到一种“极其特殊的温暖”。
许灵均与来自四川的“盲流”姑娘秀芝在偶然性支配下奇妙缔结的婚姻，更强化了他对于大西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生存方式的感情皈依，“使他更明晰地感觉到以劳动为主体的生活方式的单纯、纯洁和正当”。这场婚姻，不仅为秀芝的善良、乐观、勤劳等传统意味很浓的中国女性美德提供了施展的场所、同时也为当地劳动者温煦的同情弱者的人伦传统提供了合适的对象；许灵均和秀芝的结合，不仅得到郭谝子夫妇的热心奔忙，而且得到全生产队的赞助，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按制度准予许灵均三天婚假。面对如此动人的局面，许灵均从内心深处感慨：“人，毕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黑暗的日月里!”
当历史结束了苦难的动荡，许灵均从与牲口为伍的生活处境走出，重续过久暌违了的教师生涯，并且获得了进京城与已是国外富翁的父亲重逢的机会时，他在他父亲的眼中，已经是个令人感慨的、出乎意料之外的、非常成熟的人了，这种意外感和深长感慨的直接原因，是因为许灵均在与父亲几天的接触和长谈后，拒绝了在他父亲看来是无法抵御的物质享乐的诱惑：在父亲授意的去美国旧金山继承其拥有的亿万产业和重返大西北牧场两者之间，他最后选择了后者。许灵均深切地明白自己作出此番选择时真正的精神基础，它绝不是任何抽象化的信念，而是在严酷的劳动中所获得的实实在在的劳动者的心胸、情感、尊严和自豪。
许灵均前后屡经沉浮的身世，都可以由历史的畸变来作出客观的说明。值得关注的是许灵均本人对自己这段积淀着历史苦难的身世的看法。按照小说的叙述，许灵均对这段身世是庆幸的，因为在他看来，自己能最终变成今天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全部得力于这二十余年“糅合着那么多痛苦与欢欣的平凡的劳动”，得力于这条“没有白白走过”的路。这种对自身身世的看法，不自觉地包含着某些令人惊诧、困感乃至震惊的因素，那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原罪感。具体表现为，将知识分子被改造成劳动者的炼狱历程，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艰难然而正当的道路，以及对特定政治概念上“劳苦人民”及其生活的虔诚崇拜和对自身不近情理的苛刻谴责。
其实，许灵均自走出学生时代，进入教师生涯起，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劳动者了，他被划归为“右派”，并因此流放边地牧马的二十余年，仅仅是因为他的富家子弟出身，因为那些早已随着政权交替与他绝了缘的“钟鸣鼎食”的家境。强迫后代补赎父辈的罪孽，这是一种封建政治株连色彩极浓的东西，对生活在中国的许灵均说来，无疑是蒙受了一场人身迫害，而决不应该是什么值得留恋之事。
在严酷的劳动中，许灵均确实从劳动者那里接受了不少有益的影响，如勤勉、俭朴、坚韧、达观……，但在这些获得的背后，却掩潜着远远超过这种获得的惨重代价：那就是许灵均不得不放弃更适合他文化素质的生存方式，长久从事毕竟是最简单的体力劳动，这种远远被排除在现代文化、科技之外的原始的劳动方式，显然限制了他的思想视界。当许灵均拒绝了父亲授意的产业继承的机会时，在直接的层面上，固然表现出他对西方资本文明的畸形和紊乱的清醒反感，但在深隐的层面上，其实是基于一种乡村文明所孕育的价值观念。当这个曾出生在近代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中的人，去北京与父亲谋面时，竟然已经对北京现代化的生活环境觉得格格不入，不是嫌沥青马路不及草场上的泥土松软，就是受不了川流不息的车声，唯独看中的是北京古拙的泡菜坛时，更是证实了这一点。
此外，即使许灵均导常珍视的与秀芝的婚姻，其实也只是一个最普通农民起码拥有的生活而已，仅仅是一种沿袭千百年的、从事简单再生产的农民家庭结构方式，是靠感情之外的东西来组合的联姻方式，许灵均，一个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接受了这种其实相当原始的联姻方式，并为之替自己庆幸，不能不引发人复杂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