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名著。西汉董仲舒著。据《南宋馆阁书目》解释：“繁露，冕之所垂，有连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即以帝王之冕所垂悬的珠玉(繁露)来比喻自己对《春秋》的演绎。董仲舒是今文经学家，其看家本领是《公羊春秋》，他不但以《春秋》“大一统”的观念阐释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现实意义，而且用阴阳五行说对原始儒学进行了改造，创立了适应大一统王朝政治需要的新的儒家哲学体系，《春秋繁露》就是这一哲学体系的代表论著。《春秋繁露》的基本观念是“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在这位今文经学家看来，“天”是造物主，是人类的“曾祖父”，“天”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如春夏秋冬就是“天”的喜怒哀乐的表现，而且“天”的阴阳变化也有道德意义：“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人与“天”相类，不但外在相同，而且内在相通，他说：“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由此，他得出人间的道德秩序与天的阴阳之道相对应的结论，如：“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这三对人伦关系，被他概括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阴阳之道的内在秩序为“阴兼于阳”，阳是主宰，阴是从属。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就是儒教伦理的根据。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还提出了“君权天予”说：“王者，天之所予也。”又：“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他甚至别出心裁地解释道：“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这自然是神化君权。但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王者承天意以从事”，人君的行为也必须遵循天道。也就是说，人君的权力要受到“天”的制约，如果人君有误，“天”就会出灾异加以“谴告”；如果人君不思变改，“天”就会现怪异来加以“惊骇”；如果人君还不知畏恐，就会有灾难降临。这就是在汉代流行一时的“天谴”说或“灾异”说。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反复论证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固然十分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却是最精致、最完善的哲学体系。儒学在汉代能获得普遍的信仰，与董仲舒的改造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