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3月17日(再次反对边沁过激,主张改良;对英国主教骂《维特》不道德的反击;现实生活比书本的

晚上在歌德家呆了两个钟头.我奉大公爵夫人之命,把滂恩豪绍的一部悲剧(滂恩豪绍(T．Bornhauser,1799—1856),当时一位不知名的瑞士剧作家,提到的剧本叫《艺术精华》,内容不详.)带还给他.我把我认为的这部剧本的优点也告诉了他.歌德回答说,"我每逢看到一部有独创性的.显出才能的作品,总感到高兴."接着他用双手捧着这部剧本,斜着眼看了一下,说,"不过每逢看到一位剧作家把剧本写得太长,而且要照样上演,我总以为不妥.这个缺点就打消了我的乐趣的一半.你只看看这部剧本竟有这样厚!"

　　我回答说,"席勒在这一点上也不见得就好得多,可是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剧作家呀."

　　歌德说,"席勒的确有这个缺点,特别是他的早期剧本.当时他正年轻力壮,写起来总是没完没了,他心里要说的话太多超出了他的控制力.后来他察觉到这个缺点,尽力通过学习和钻研来克服它,可是没有完全成功.对题材加以适当的控制,不被它缠住,把全副精力集中到绝对必要的东西上去,这套功夫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难些,要有很大的诗才才办得到."

　　这时仆人把雷姆(见第一四○页注①.)引进来了.我准备告辞,因为我知道今晚歌德要和雷姆在一起工作.歌德叫我留下,我欣然听命,因此听到了歌德的一次纵情畅谈,其中充满着讽刺和摩非斯托夫式的幽默.

　　歌德开头说,"索莫林(索莫林(S．T．Sommering,1755—1830),魏玛的医生,歌德的朋友.)就这样死啦,还不到区区七十五岁哩.多么傻,就没有勇气多活几年!在这一点上,我佩服我的朋友边沁那个过激派疯子.他保养得好,比我还大几个星期哩."

　　我插嘴说,"还可以补充一点,边沁还有一点可以和您媲美,他现在做工作还和青年人一样起劲.

　　歌德说,"那倒是,可是我和边沁处在一条链子上的相反的两极端:他要把房子推翻,我宁愿把它撑起.在他那样高龄还要当过激派,真是疯狂透顶."

　　我反驳说,"我认为有两种过激主义,应该区分开.一种过激主义为着建设未来,首先要扫清场地,把一切都推翻打烂;另一种过激主义却满足于指出现行制度的缺点和错误,希望不用暴力就可以获得所想望的好处.假如您生在英国,您不会反对这第二种过激主义."

　　歌德于是摆出他的摩非斯托夫式的面孔和声调问我,"你拿我当什么人?我在英国就会利用那些弊端过活,你以为我会去搜查和揭露那些弊端吗?假如我生在英国,我会成为拥有巨资的公爵,或者还更好一点,成为领三万镑年俸的主教."

　　我说,"那倒顶美.不过您抽到的如果不是头彩,而是一张空白票,怎么办?空白票是数不尽的."

　　歌德回答说,"我的老好人呀,不是每个人都生下来就有资格中头彩.你认为我那样傻,只能抽到空白票吗?我会拥护三十九条,特别是那第九条(三十九条是英国国会通过的关于英国教会的法规.第九条是关于原始罪孽(人类自从亚当和夏娃偷食了禁果就犯了原始罪孽),它对僧侣特别重要,因为僧侣据说是帮助人赎罪,拯救灵魂的上帝代表.歌德不信原始罪孽.),我对它会特别重视,特别虔诚地遵守,从各方面随时随地宣扬这三十九条.我会扮演伪君子,无论是在诗里还是在散文里,都尽力去撒谎欺骗,免得使三万镑年俸脱了手.我一旦爬上这样的高位,就会不顾一切,把它保持住.我特别要想尽方法,使蒙昧无知产生的黑暗变得更加黑暗.哼,我会哄骗头脑简单的群众,训练可爱的青少年学生,使他们察觉不到我是靠最丑恶的欺骗爬上高位的,纵使察觉到,也不敢说出来."

　　我说,"就您来说,我们想到您是凭才能而得到崇高地位,这至少是可以欣慰的.但是在英国,正是最昏庸无能的人才享受到最高的尘世荣华富贵.他们不是凭自己的才能,而是凭恩宠,碰运气,特别是凭家庭出身."

　　歌德说,"一个人获得尘世荣华富贵,无论是凭自己的才能,还是凭继承权,事实上都是一样.享有这种权利的头一代人一般都还是有才能的人,有足够的本领去利用旁人的愚昧和弱点来使自己占便宜.这个世界里充满着头脑糊涂的人和疯人,用不着到疯人院去找.这令我想起一件事:已故的大公爵,知道我讨厌疯人院,有一次想把我突然带到疯人院里去看一看.但是我及时地察觉到他的意图,就告诉他说,’我没有感到有必要去看关起来的疯人,在世间自由行走的疯人我已经看够了.,我说,’我宁愿跟殿下下地狱,也不愿进疯人院."

　　"哼!要是我能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一下那三十九条,让头脑单纯的群众大吃一惊,我会感到多么开心哟!"

　　我说,"纵使您不当主教,还是可以开这个玩笑."

　　歌德回答说,"不然,那我要一声不响.要我欺骗,就要给我很高的报酬,如果没有希望当拿三万镑年俸的主教,要我去欺骗,我就不干."

　　............

　　歌德接着用同样毒辣的讽刺口吻重新谈到英国高级僧侣的高薪俸,还追述了他和英国德比郡主教勃里斯托勋爵(歌德和勃里斯托勋爵(1730—1803)在耶拿会见,是在一七九七年.歌德对这次奇遇很得意,在书信和日记里都叙述过.)的一次遭遇.

　　他说,"勃里斯托勋爵路过耶拿,想和我结识,邀我在一天晚上去见他.他这人有时爱耍点粗野,但是你如果用同样的粗野回敬他,他就驯良起来了.在谈话中他就《少年维特》向我说起教来,想刺痛我的良心,说我不该让人走向自杀.他骂《维特》是一部极不道德的该受天谴的书.我高声对他说,’住嘴!你对我的可怜的《维特》竟说出这样的话来.那么我问你,世间有些大人物用大笔一挥就把十万人送到战场,其中就有八万人断送了性命,要他们互相怂恿杀人放火和劫掠.你对这种大人物该怎么说呢?在看到这些残暴行为之后,你却感谢上帝,唱起《颂圣诗》来.你还用地狱惩罚的恐怖来说教,把你的教区里孱弱可怜的人们折磨到精神失常,终于关进疯人院去过一辈子愁惨生活!还不仅此,你还用你们的违反理性的传统教义,在你的基督教听众灵魂里播下怀疑种子来毒害他们,迫使这些摇摆不定的灵魂堕入迷途,除了死以外找不到出路!对于这一切,你对自己该怎么说,你该受什么惩罚呢?现在你却把一个作家拖来盘问,想对一部被某些心地褊狭的人曲解了的作品横加斥责,而这部作品至多也不过使这个世界甩脱十来个毫无用处的蠢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只好自己吹熄生命的残焰.(《少年维特》出版后,欧洲有一些青年摹仿维特,自杀成风.歌德针对这种情况为自己辩护.)我自以为这是替人类立了一个大功,值得你感谢.现在你竟想把这点战功说成是罪行,而你们这批王公僧侣老爷却容许自己犯那样严重的罪行!,

　　"这场反攻对那位主教产生了顶好的效果.他变得象绵羊一样驯良,从此在谈话中就对我彬彬有礼,声调也和蔼起来了.当晚我和他处得很好.勃里斯托勋爵尽管粗野,毕竟是个通达世故人情的人,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等到告别时,他送我走了几步路,又让他的修道院院长继续送我.走到大街上,这位院长大声向我说,’啊!歌德先生,您说得多妙,叫勋爵多高兴啊!您懂得叫他欢喜的妙诀.要是您说得稍微委婉一点,软弱一点,您回家时就不会对这次访问这样满意了.,"

　　我接着说,"为了《维特》那部作品,您可真惹了不少麻烦.您和勃里斯托的会见令我想起您和拿破仑关于《维特》的谈话.当时塔列朗也在场,是不是?(参看第二○九页.塔列朗是拿破仑时代的外交家,在他的《回忆录》里约略提到过一八○八年拿破仑和歌德在埃尔富特的会晤.)"

　　歌德说,"他也在场.不过对于拿破仑,我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他对我极友好,他谈论《维特》这个题目的方式,也是人们可以期待于他这位具有伟大精神的人物的."

　　话题由《维特》转到一般小说和剧本及其对听众道德影响的好坏.歌德说,"如果一部书比生活本身所产生的道德影响更坏,这种情况就一定很糟,生活本身里每天出现的极丑恶的场面太多了,要是看不见,也可以听见,就连对于儿童,人们也毋须过分担心一部书或剧本对儿童的影响.我已说过,日常生活比一部最有影响的书所起的教育作用更大."

　　我说,"不过当着儿童的面说话还是要当心些,不要使他们听到他们不该听的话."

　　歌德回答说,"你提的办法倒很好,我也是那么办.不过我毕竟认为这种警戒是无用的.儿童的嗅觉和狗的嗅觉一样灵敏,什么东西都闻得出来,特别是坏东西......."(这篇谈话显出歌德的幽默.他对英国教会的讽刺是尖锐的.最后,他提出一种观点,即:书本的影响不能比实际生活的影响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