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 可楼记 〔明〕高攀龙
作者：古文学 时间：2017/12/18 11:19:24 阅读：次 类别：古文观止
【作者简介】
高攀龙(1562～1626)，明代文学家、政治家。初字云从，更字存之，别号景逸。南直隶无锡（今属江苏）人。祖父静成，被举为孝廉，曾任浙江黄岩县令。生父继成，生有五个子女，高攀龙是老二。静成的弟弟静逸无子，于是将高攀龙过继为嗣子。
高攀龙从小喜读书，非常懂礼节。六岁开始读书，十二岁学写八股文，二十一岁中举。万历十四年（1586），无锡知县李元冲聘请江右学派的罗懋忠和顾宪成到黉宫讲学，高攀龙受其影响，开始潜心研究程朱学说，确定了治学方向。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不久，嗣父去世，他回家为嗣父守制三年。
万历二十年（1592），高攀龙服满，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开始了曲折坎坷的政治生涯。行人司行人执掌传圣旨、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比较清闲。高攀龙大量阅读了行人司中丰富的藏书，尤其是仔细研读了二程、朱子的著作和明朝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读书录》，并亲手摘抄。他尤其赞赏薛文清“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的处世态度，以后行事必自求无愧于这一原则。他还编写了《日省编》，将先朝大儒的语录附在《大学》章句之下，作为初学者的指南。高攀龙又将先朝大儒有关儒、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崇正编》，以抵制王阳明心学所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也就在这一时期，高攀龙感觉自己读书虽多，但心得较少，于是采取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方法，涵养德性。此后几十年，从未间断。可以说，高攀龙之所以能不以自身的进退为怀，坦然面对政治生活中的腥风血雨，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与他长期的修身养性是分不开的。
此时的明王朝已经进入了衰败期，神宗长期不理政务，朝中党派纷争，宦官横行，致使朝政混乱，国力日衰。高攀龙从政不久，就上了一道《今日第一要务疏》，提出要改变明王朝岌岌可危的形势，首先必须正本，即端正“人君之心”；其次要“除刑戮”、“举朝讲”、“用谏臣”、“发内帑”，以革新政治。但这道奏疏被皇帝留中不发。后来，首辅王锡爵等权贵在六年一度考察京官的过程中，大肆排斥异己，被贬削者总计达六十余人，朝廷上正直的官员为之一空。高攀龙为此愤激不已，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以臻至治疏》，对神宗无故罢免大臣深表不满，并对王锡爵为泄私愤而斥逐异己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这道奏疏激怒了王锡爵，也得罪了神宗，结果高攀龙被贬为广东揭阳典史。高攀龙由水路从家乡前往广东就任。在揭阳，高攀龙每天在官衙内教授生徒，培养了不少学生。他还四处察访民情、吏弊，惩治地方恶霸。在揭阳停留的半年内，高攀龙结识了陆粹明及其老师萧自麓，以及明道先生、李材等人，对他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生境界也有很大的提高。 万历二十三年（1595）二月，高攀龙回到无锡，居家不仕近三十年。他在漆湖之畔（今蠡湖东岸）建造了一座“水居”，取名“可楼”，作为自己读书静坐的处所。“水居”坐落在湖山环抱之中，环境十分幽雅，他常常在此一住就是一个月。在读书静坐中，他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成为当时的儒者宗师。他在学术思想上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反对王学末流的“空虚玄妙”之学。他认为“无用便是落空学问”，“立本正要致用”，把“治国平天下”看做是格物致知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因此后人评价他“居与游无出乎家国天下”。
高攀龙回到家乡，除了读书静坐外，他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讲学。他与家乡另一位进士出身的学者顾宪成志同道合，交谊颇深。为了有一个讲学的场所，万历三十二年（1604），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下，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发起，在北宋著名学者杨时（龟山）的讲学之所重建了东林书院。重建后的东林书院由顾宪成主持，万历四十年（1612）顾宪成去世后，由高攀龙主持，直到天启五年（1625）书院被拆毁为止。
高攀龙在讲学过程中，除了学术上的传授与交流外，更强调立志做人。他提出做人要真，要老老实实，强调做人要有气节。针对当时士风日下、追名逐利的情况，他指出读书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富贵，而是为了正心修身。高攀龙等人在讲学的过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裁量人物，与他们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纷至沓来。在朝的李三才、赵南星、邹元标、杨涟等正直官员也与他们互通声气，遥相应和，东林书院实际上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他们的反对派对此十分忌恨，诬之为“东林党”，污蔑他们是假借讲学以结党营私。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去世，皇太子即位，是为光宗。光宗在位仅二十九天便一命呜呼。其后，他的长子朱由校即帝位，是为熹宗。熹宗即位后，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重新崛起。天启元年（1621）三月，高攀龙重获起用，被任命为光禄寺丞。九月，到京就任。这时，他已经是一位六十岁的老人了，长期的修身养性，使他早已超脱了名利甚至生死。
天启二年（1622）正月，关外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失陷，明军被迫退缩到山海关一线。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人心惶惶。高攀龙接连上书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国家濒危的命运。他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强战守之备，并推荐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担任防御大臣，负责处理战事。他的意见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而孙承宗也不负众望，收复了广宁和辽河以西的土地，边境平静了四年之久。同时他还上疏追论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1，要求惩治郑养性、李如桢、崔文升等人。他还上了《恭陈圣明务学之要疏》，向明熹宗阐明读书的重要性。由于在疏中涉及到三案，触怒了熹宗，结果反而被罚俸一年。
天启二年九月，高攀龙转任大理寺右少卿，十一月，升任太仆卿，次年晋升为刑部右侍郎，四年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此时，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日益扩张，控制了内廷和外廷的行政事务。东林党人向来嫉恶如仇，反对他们利用权势，擅作威福，翦除异己，荼毒内外，纷纷上书参劾。双方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高攀龙站在了这场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
高攀龙担任左都御史后，就着手清除贪官污吏。他首先命令五城御史在九门张挂《禁绝书仪》。不久，又上《纠劾贪污御史疏》，弹劾御史崔呈秀。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扬地区时，贪赃枉法，铺张浪费，要求将崔呈秀从重处分。吏部尚书赵南星经过认真复查，认为事实确凿，提议将崔呈秀遣戍。崔呈秀得知后，连夜投奔魏忠贤，认魏忠贤为义父。
高攀龙认为，要治理好天下，地方官是否贤良十分重要，因此拟了一道《具申严宪约疏》，对地方官的职责作了“课农桑”、“兴教化”、“育人才”等共55条具体的规定，府、州、县据此层层考核。此时，魏忠贤、崔呈秀等人正借会推山西巡抚一事大肆迫害东林党人，结果高攀龙奏疏还未来得及呈上，就被借故罢斥了。
高攀龙等人被罢黜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全面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他们窃国乱政，大兴冤狱，开始对东林党人进行更大规模的迫害，编派了《缙绅便览》、《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黑名单，将不依附于魏忠贤的官员开列在内，统称为东林党人。高攀龙作为东林党的核心人物，自然成为阉党迫害的重点对象。
天启五年（1625）四月，阉党诬蔑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受贿，将他们送到北镇抚司诏狱，严刑拷打，杨涟等五人死于狱中，顾大章自杀，史称“东林六君子”。八月，魏忠贤下矫旨，将全国的书院全部拆毁，首先就从东林书院拆起。当东林书院被魏忠贤阉党拆毁时，他写下悲愤激昂的诗句：“纵然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
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指使其党羽假造浙江税监李实的奏本，诬告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贪污袍价十余万两，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高攀龙得知消息后，自知不免，却十分镇静。三月十六日一早，他整冠束带，衣袍整齐，去拜谒了先贤杨龟山祠。回家后与弟高士鹤及两位门生赏花于后花园池畔，谈笑自如。谈兴正浓时，有人叩门而入，告知阉党要抓他的确切消息，顿使高家满门惊惶，惟有高攀龙神情泰然，微笑着对亲人说，“吾视死如归耳”，叮嘱儿孙“无贻祖羞”。还说：“如果贪恋残生，岂不辜负了平生的学问！”当天晚上，全家款叙，高攀龙说笑无异平日。深夜，风声更紧，高攀龙悄悄起床至书斋，写《别友柬》，并提笔向熹宗皇帝奏最后一疏。书毕，即换上朝服自沉于后花园池中，以示不愿受辱于阉党。高攀龙在《遗疏》中写道：“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辱则国辱，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愿结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高攀龙自杀前曾遗言同年挚友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攀龙《高子文集·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
崇祯初，高攀龙冤案得以平反。
文学成就
高攀龙能诗文。前人称他“立朝大节，不愧古人，发为文章，亦不事词藻而品格自高”。著有《高子遗书》12卷，还有《周易易简说》、《春秋孔义》、《正蒙释》、《《二程节录》、《水居诗稿》、《毛诗集注》等。
高攀龙的文章平易流畅，格调清遒。他的记叙性散文，如《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和《祭顾泾阳先生》，深情地描述了东林领袖顾宪成的生平事迹、东林书院建立经过及顾的为人品德，亲节感人。文中称：“先生于世，无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体，居取坐卧，不知其他。四壁不垩庭草，不除帷帐，不饰一几一榻，敝砚秃笔，终日俨然冥坐读书，四方酬答而已。忧时如疾痛，好善如饥渴。”素淡几笔，写出一位以清廉自守的正直士人形象。又如《薛文清公传》，仅载几件小事，而将薛□公正廉明、敢于力谏的品德勾画如生。他的游记散文虽不多，但也可见出善于借景抒情的功力。如《武林游记》，记杭州数日游，写湖中雨景道：“是时雨丝阴□，水烟笼树，远山层叠，浓淡相间。内湖荷香袭人，游人歌吹与点点渔舟错落，左右瞻眺，恍然自失。”读文如观画。又如《三时记》描绘大姑滩的险急，栩栩如生，由此想到“张旭、右军观之，书法当更适”，颇有深意。
高攀龙的诗歌，朴素自然，文字简洁，恬淡中别有寄托,颇有陶渊明风格。沈德潜称他“无心学陶,天趣自会”。如《夏日闲居》：“长夏此静坐，终日无一言。问君何所为？无事心自闲。细雨渔舟归，儿童喧树间。北风忽南来，落日在远山。顾此有好怀，酌酒遂陶然。池中鸥飞去，两两复来还。”清幽的环境衬托出悠闲的情绪。高攀龙撰并书的诗文稿现藏上海图书馆。手迹。卷轴装。此手稿共7篇，依次为：《观梅诗》、《陈贲闻墓志铭》、《柬赵师》、《柬朱平涵阁老》、《和叶参之年兄过东林废院十首》、《柬刘念台太仆》、《水居饮酒诗》。与《高子遗书》互勘，颇见详略异同："观梅诗"为《遗书》失载，"和叶参之年兄过东林废院十首"《遗书》仅存3首。卷末有叶恭绰校记，冒广生、汪兆镛诗及吴湖帆、吴梅题识；又有杨志濂题字及孙保圻跋等。
静坐说
气功静坐著作。明·高攀龙撰。主说静坐功夫，静坐以平常为要诀，而平常即清静自然。“以其清静不容一物，故谓之平常”，“静中妄念即净，昏气自清，只体认本性、原来本色，还他湛然而巳”，“湛然动去，静时与动时一色，动时与静时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个平常也。故曰无动无静，学者不过借静坐中认此无动无静之体云尔”。在其后的《书静坐说后》中，又把理学的“主一”观引入作者的静坐论，认为“必收敛身心，以主于-----即平常之体也，主则有意存焉，如意非著意，盖心中无事之谓，一著意则非一也。”可见作者的静坐说并非一味讲静，具有以静为主，动静交养的含意。
明史文载
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少读书，辄有志程朱之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授行人。四川佥事张世则进所著《大学初义》，诋程、朱章句，请颁天下。攀龙抗疏力驳其谬，其书遂不行。侍郎赵用贤、都御史李世达被讦去位，朝论多咎大学士王锡爵。攀龙上疏曰：近见朝宁之上，善类摈斥一空。大臣则孙鑨、李世达、赵用贤去矣，小臣则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贾岩斥矣。迩者李祯、曾乾亨复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选郎孟化鲤又以推用言官张栋，空署而逐矣。
夫天地生才甚难，国家需才甚亟，废斥如此，后将焉继。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弹冠，世道人心何可胜慨！且今陛下朝讲久辍，廷臣不获望见颜色。天言传布，虽曰圣裁，隐伏之中，莫测所以。故中外群言，不曰：“辅臣欲除不附己”，则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诸臣贤否陈于左右；而陛下于诸臣，亦尝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为皆由圣怒，则诸臣自孟化鲤而外，未闻忤旨，何以皆罢斥？即使批鳞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尝收录，何独于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断，而左右反借以行媢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遗以拒谏诤之诮。传之四海，垂诸史册，为圣德累不小。辅臣王锡爵等，迹其自待，若愈于张居正、申时行，察其用心，何以异于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诸臣罢斥，果以为当然，则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视至尊之过举，得毋内泄其私愤，而利于斥逐之尽乎？末力诋郑材、杨应宿谗谄宜黜。应宿亦疏讦攀龙，语极妄诞。疏并下部院，议请薄罚两臣，稍示惩创。帝不许，镌应宿二秩，谪攀龙揭阳添注典史。御史吴弘济等论救，并获谴。攀龙之官七月，以事归。寻遭亲丧，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屡荐，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禄丞。天启元年进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郑养性，言：“张差梃击实养性父国泰主谋。今人言籍籍，咸疑养性交关奸宄，别怀异谋，积疑不解，当思善全之术。至刘保谋逆，中官卢受主之，刘于简狱词具在。受本郑氏私人，而李如桢一家交关郑氏，计陷名将，失地丧师。于简原供，明言李永芳约如桢内应。若崔文升素为郑氏腹心，知先帝症虚，故用泄药，罪在不赦。陛下仅行斥逐，而文升犹潜住都城。宜勒养性还故里，急正如桢、文升典刑，用章国法。”疏入，责攀龙多言，然卒遣养性还籍。孙慎行以“红丸”事攻旧辅方从哲，下廷议。攀龙引《春秋》首恶之诛，归狱从哲。给事中王志道为从哲解，攀龙遗书切责之。寻改太常少卿，疏陈务学之要，因言：“从哲之罪非止红丸，其最大者在交结郑国泰。国泰父子所以谋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张差之梃，继以美姝之进，终以文升之药，而从哲实左右之。力扶其为郑氏者，力锄其不为郑氏者；一时人心若狂，但知郑氏，不知东宫。此贼臣也，讨贼则为陛下之孝。而说者乃曰‘为先帝隐讳则为孝’，此大乱之道也。陛下念圣母则宣选侍之罪，念皇考则隆选侍之恩，仁之至义之尽也，而说者乃曰‘为圣母隐讳则为孝’。明如圣谕，目为假托；忠如杨涟，谤为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观，此大乱之道也。惑于其说，孝也不知其为孝，不孝也以为大孝；忠也不知其为忠，不忠也以为大忠。忠孝皆可变乱，何事不可妄为？故从哲、养性不容不讨，奈何犹令居辇毂下！”时从哲辈奥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语激帝怒，将加严谴。叶向高力救，乃夺禄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邹元标建书院，攀龙与焉。元标被攻，攀龙请与同罢，诏留之。进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
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杨涟等群击魏忠贤，势已不两立。及向高去国，魏广微日导忠贤为恶，而攀龙为赵南星门生，并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扬还，攀龙发其秽状，南星议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贤所，乞为义儿，遂摭谢应祥事，谓攀龙党南星。严旨诘责，攀龙遽引罪去。顷之，南京御史游凤翔出为知府，讦攀龙挟私排挤。诏复凤翔故官，削攀龙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杀之，窜名李实劾周起元疏中，遣缇骑往逮。攀龙晨谒宋儒杨龟山祠，以文告之。归与二门生一弟饮后园池上，闻周顺昌已就逮，笑曰：“吾视死如归，今果然矣。”入与夫人语，如平时。出，书二纸告二孙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扃户。移时诸子排户入，一灯荧然，则已衣冠自沈于池矣。发所封纸，乃遗表也，云：“臣虽削夺，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谨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复别门人华允诚书云：“一生学问，至此亦少得力。”时年六十五。远近闻其死，莫不伤之。呈秀憾犹未释，矫诏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闲其父，谪为徒。崇祯初，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授世儒官。初，海内学者率宗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攀龙削官之秋，诏毁东林书院。庄烈帝嗣位，学者更修复之。
高攀龙纪念馆
水居苑位于无锡金城西路以南、蠡湖大桥东侧，占地15公顷，是蠡园面积的1．5倍。苑中主体建筑取名“五可楼”，其意既为“第五次重建可楼”，又寓含高攀龙所谓“可以望山、可以观水、可以清风送爽、可以阳光普照，可以明月作伴”的“五可”之意。园子细腻雅致，园中临湖筑有百米长廊，可遮风蔽日。同时建有工艺精湛的文化墙、高攀龙坐像。遍布全园的56块书法碑刻、9幅楹联、6块匾额浸润了高子“学问必须躬行实践”、“关注民生”的学风、“修身养心、德行为先”的品性和“廉洁自奉，当官为民”的政治主张，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感受这位东林先贤的高风亮节。
高攀龙纪念馆位于“五可楼”上。入馆迎面即可见“实学、亲民、忧国，学者以天下为任”的高子精神，令人观之振奋。馆内图文并茂、泥塑和实物并存，从“高子生平”、“东林风骨”、“水居情怀”、“清遒诗文”、“天下己任”五方面生动再现了高攀龙磊落的一生。
水居苑的意义绝不止于回顾历史，它更是一个可以领略书法、石刻艺术精华的文化大观园。水居苑入口处的“高子水居”四个鎏金大字为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手迹，“高攀龙纪念馆”馆名由著名文史评论家、中国书画界名人金开诚题写。据悉，共有62位无锡籍知名书法家参与书写了所有楹联、匾额、碑刻。
高攀龙语录
●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
●人不患无才，识进则才进；不患无量，见大则量大。
●子弟若识名节之堤防，诗书之滋味，稼穑之艰难，便足为贤子弟矣。
●人生不向道理上去，总是虚生；道理不向身心上去，总是虚语。
【原文】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为楼。楼可方丈，窗疏四辟。其南则湖山，北则田舍，东则九陆，西则九龙峙焉。楼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于山有穆然之思焉，于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风之爽，可以负日之暄，可以宾月之来而饯其往，优哉游哉，可以卒岁矣！”于是名之曰“可楼”，谓吾意之所可也。
曩吾少时，慨然欲游五岳名山，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栖焉。北抵燕赵，南至闽粤，中逾齐鲁殷周之墟，观览所及，无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楼耶？噫，是予之惑矣。
凡人之大患，生于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于有所不可；无所不可焉，斯无所不足矣，斯无所不乐矣。今人极力以营其口腹，而所得止于一饱。极力以营居处，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极力以营苑囿，而止于岁时十一之游观耳，将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可以寄吾之意而止。凡为山水者一致也，则吾之于兹楼也，可矣。虽然，有所可则有所不可，是犹与物为耦也。吾将由兹忘乎可，忘乎不可，则斯楼又其赘矣。--选自《国学基本丛书》本《明文在》
【译文】
有一间水上的居室，室内偏左往上搭一间小楼。楼大一丈见方，四面开窗。南边有湖有山，北面有农田茅舍，平原延展在东，九龙山耸立在西。小楼筑成，高子登临纵目四望，说道：“可以了！山使我感到和顺舒畅，水使我觉得悠远闲静，可以享受清风的爽快，可以得到冬日的温暖，可以迎接皓月的来临，又欢送它的归去，多好呀！多快乐呀！可以终老此地了！”于是起名叫“可楼”，意思就是我心满意足以为可以了。
从前我年轻时，志向很大，想要游遍天下名山，寻找一个象桃花源那样美好的处所，寄居下来。我北方去了燕赵，南方到过闽粤，中原跨越了齐鲁殷周的故地，观览所及的，没有可以满我之意的，何以现在对这间小楼却以为可以了呢？咦，这倒是我的疑惑了。
大凡人的大患，产生于不满足。人的意向中的有所不满足，产生于人的意向中的有所不可以；无所不可以，这就无所不满足，这就无所不快乐了。现在的人极力谋求山珍海味，顶多享受一饱罢了；极力建筑高楼大厦，顶多享受起居活动的几席之地罢了；极力营造亭台花园，顶多一年中去游赏一两次罢了，这些都有何用呢！况且天下的好山好水很多，我不能每天去游玩，只要可以寄托我的志趣就行了。天下的山与水都是一样的，我有了这座小楼，也可以了。当然，有所可以也就会产生有所不可以，犹如事物都是有正有反对待的一样。我将由此忘掉可以，也忘掉不可以，这样说来这座可楼也是多余的了。（钱伯城）
高攀龙(1562～1626)，明代文学家、政治家。初字云从，更字存之，别号景逸。南直隶无锡（今属江苏）人。祖父静成，被举为孝廉，曾任浙江黄岩县令。生父继成，生有五个子女，高攀龙是老二。静成的弟弟静逸无子，于是将高攀龙过继为嗣子。
高攀龙从小喜读书，非常懂礼节。六岁开始读书，十二岁学写八股文，二十一岁中举。万历十四年（1586），无锡知县李元冲聘请江右学派的罗懋忠和顾宪成到黉宫讲学，高攀龙受其影响，开始潜心研究程朱学说，确定了治学方向。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不久，嗣父去世，他回家为嗣父守制三年。
万历二十年（1592），高攀龙服满，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开始了曲折坎坷的政治生涯。行人司行人执掌传圣旨、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比较清闲。高攀龙大量阅读了行人司中丰富的藏书，尤其是仔细研读了二程、朱子的著作和明朝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读书录》，并亲手摘抄。他尤其赞赏薛文清“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的处世态度，以后行事必自求无愧于这一原则。他还编写了《日省编》，将先朝大儒的语录附在《大学》章句之下，作为初学者的指南。高攀龙又将先朝大儒有关儒、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崇正编》，以抵制王阳明心学所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也就在这一时期，高攀龙感觉自己读书虽多，但心得较少，于是采取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方法，涵养德性。此后几十年，从未间断。可以说，高攀龙之所以能不以自身的进退为怀，坦然面对政治生活中的腥风血雨，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与他长期的修身养性是分不开的。
此时的明王朝已经进入了衰败期，神宗长期不理政务，朝中党派纷争，宦官横行，致使朝政混乱，国力日衰。高攀龙从政不久，就上了一道《今日第一要务疏》，提出要改变明王朝岌岌可危的形势，首先必须正本，即端正“人君之心”；其次要“除刑戮”、“举朝讲”、“用谏臣”、“发内帑”，以革新政治。但这道奏疏被皇帝留中不发。后来，首辅王锡爵等权贵在六年一度考察京官的过程中，大肆排斥异己，被贬削者总计达六十余人，朝廷上正直的官员为之一空。高攀龙为此愤激不已，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以臻至治疏》，对神宗无故罢免大臣深表不满，并对王锡爵为泄私愤而斥逐异己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这道奏疏激怒了王锡爵，也得罪了神宗，结果高攀龙被贬为广东揭阳典史。高攀龙由水路从家乡前往广东就任。在揭阳，高攀龙每天在官衙内教授生徒，培养了不少学生。他还四处察访民情、吏弊，惩治地方恶霸。在揭阳停留的半年内，高攀龙结识了陆粹明及其老师萧自麓，以及明道先生、李材等人，对他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生境界也有很大的提高。 万历二十三年（1595）二月，高攀龙回到无锡，居家不仕近三十年。他在漆湖之畔（今蠡湖东岸）建造了一座“水居”，取名“可楼”，作为自己读书静坐的处所。“水居”坐落在湖山环抱之中，环境十分幽雅，他常常在此一住就是一个月。在读书静坐中，他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成为当时的儒者宗师。他在学术思想上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反对王学末流的“空虚玄妙”之学。他认为“无用便是落空学问”，“立本正要致用”，把“治国平天下”看做是格物致知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因此后人评价他“居与游无出乎家国天下”。
高攀龙回到家乡，除了读书静坐外，他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讲学。他与家乡另一位进士出身的学者顾宪成志同道合，交谊颇深。为了有一个讲学的场所，万历三十二年（1604），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下，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发起，在北宋著名学者杨时（龟山）的讲学之所重建了东林书院。重建后的东林书院由顾宪成主持，万历四十年（1612）顾宪成去世后，由高攀龙主持，直到天启五年（1625）书院被拆毁为止。
高攀龙在讲学过程中，除了学术上的传授与交流外，更强调立志做人。他提出做人要真，要老老实实，强调做人要有气节。针对当时士风日下、追名逐利的情况，他指出读书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富贵，而是为了正心修身。高攀龙等人在讲学的过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裁量人物，与他们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纷至沓来。在朝的李三才、赵南星、邹元标、杨涟等正直官员也与他们互通声气，遥相应和，东林书院实际上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他们的反对派对此十分忌恨，诬之为“东林党”，污蔑他们是假借讲学以结党营私。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去世，皇太子即位，是为光宗。光宗在位仅二十九天便一命呜呼。其后，他的长子朱由校即帝位，是为熹宗。熹宗即位后，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重新崛起。天启元年（1621）三月，高攀龙重获起用，被任命为光禄寺丞。九月，到京就任。这时，他已经是一位六十岁的老人了，长期的修身养性，使他早已超脱了名利甚至生死。
天启二年（1622）正月，关外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失陷，明军被迫退缩到山海关一线。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人心惶惶。高攀龙接连上书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国家濒危的命运。他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强战守之备，并推荐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担任防御大臣，负责处理战事。他的意见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而孙承宗也不负众望，收复了广宁和辽河以西的土地，边境平静了四年之久。同时他还上疏追论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1，要求惩治郑养性、李如桢、崔文升等人。他还上了《恭陈圣明务学之要疏》，向明熹宗阐明读书的重要性。由于在疏中涉及到三案，触怒了熹宗，结果反而被罚俸一年。
天启二年九月，高攀龙转任大理寺右少卿，十一月，升任太仆卿，次年晋升为刑部右侍郎，四年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此时，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日益扩张，控制了内廷和外廷的行政事务。东林党人向来嫉恶如仇，反对他们利用权势，擅作威福，翦除异己，荼毒内外，纷纷上书参劾。双方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高攀龙站在了这场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
高攀龙担任左都御史后，就着手清除贪官污吏。他首先命令五城御史在九门张挂《禁绝书仪》。不久，又上《纠劾贪污御史疏》，弹劾御史崔呈秀。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扬地区时，贪赃枉法，铺张浪费，要求将崔呈秀从重处分。吏部尚书赵南星经过认真复查，认为事实确凿，提议将崔呈秀遣戍。崔呈秀得知后，连夜投奔魏忠贤，认魏忠贤为义父。
高攀龙认为，要治理好天下，地方官是否贤良十分重要，因此拟了一道《具申严宪约疏》，对地方官的职责作了“课农桑”、“兴教化”、“育人才”等共55条具体的规定，府、州、县据此层层考核。此时，魏忠贤、崔呈秀等人正借会推山西巡抚一事大肆迫害东林党人，结果高攀龙奏疏还未来得及呈上，就被借故罢斥了。
高攀龙等人被罢黜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全面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他们窃国乱政，大兴冤狱，开始对东林党人进行更大规模的迫害，编派了《缙绅便览》、《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黑名单，将不依附于魏忠贤的官员开列在内，统称为东林党人。高攀龙作为东林党的核心人物，自然成为阉党迫害的重点对象。
天启五年（1625）四月，阉党诬蔑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受贿，将他们送到北镇抚司诏狱，严刑拷打，杨涟等五人死于狱中，顾大章自杀，史称“东林六君子”。八月，魏忠贤下矫旨，将全国的书院全部拆毁，首先就从东林书院拆起。当东林书院被魏忠贤阉党拆毁时，他写下悲愤激昂的诗句：“纵然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
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指使其党羽假造浙江税监李实的奏本，诬告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贪污袍价十余万两，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高攀龙得知消息后，自知不免，却十分镇静。三月十六日一早，他整冠束带，衣袍整齐，去拜谒了先贤杨龟山祠。回家后与弟高士鹤及两位门生赏花于后花园池畔，谈笑自如。谈兴正浓时，有人叩门而入，告知阉党要抓他的确切消息，顿使高家满门惊惶，惟有高攀龙神情泰然，微笑着对亲人说，“吾视死如归耳”，叮嘱儿孙“无贻祖羞”。还说：“如果贪恋残生，岂不辜负了平生的学问！”当天晚上，全家款叙，高攀龙说笑无异平日。深夜，风声更紧，高攀龙悄悄起床至书斋，写《别友柬》，并提笔向熹宗皇帝奏最后一疏。书毕，即换上朝服自沉于后花园池中，以示不愿受辱于阉党。高攀龙在《遗疏》中写道：“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辱则国辱，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愿结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高攀龙自杀前曾遗言同年挚友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攀龙《高子文集·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
崇祯初，高攀龙冤案得以平反。
文学成就
高攀龙能诗文。前人称他“立朝大节，不愧古人，发为文章，亦不事词藻而品格自高”。著有《高子遗书》12卷，还有《周易易简说》、《春秋孔义》、《正蒙释》、《《二程节录》、《水居诗稿》、《毛诗集注》等。
高攀龙的文章平易流畅，格调清遒。他的记叙性散文，如《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和《祭顾泾阳先生》，深情地描述了东林领袖顾宪成的生平事迹、东林书院建立经过及顾的为人品德，亲节感人。文中称：“先生于世，无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体，居取坐卧，不知其他。四壁不垩庭草，不除帷帐，不饰一几一榻，敝砚秃笔，终日俨然冥坐读书，四方酬答而已。忧时如疾痛，好善如饥渴。”素淡几笔，写出一位以清廉自守的正直士人形象。又如《薛文清公传》，仅载几件小事，而将薛□公正廉明、敢于力谏的品德勾画如生。他的游记散文虽不多，但也可见出善于借景抒情的功力。如《武林游记》，记杭州数日游，写湖中雨景道：“是时雨丝阴□，水烟笼树，远山层叠，浓淡相间。内湖荷香袭人，游人歌吹与点点渔舟错落，左右瞻眺，恍然自失。”读文如观画。又如《三时记》描绘大姑滩的险急，栩栩如生，由此想到“张旭、右军观之，书法当更适”，颇有深意。
高攀龙的诗歌，朴素自然，文字简洁，恬淡中别有寄托,颇有陶渊明风格。沈德潜称他“无心学陶,天趣自会”。如《夏日闲居》：“长夏此静坐，终日无一言。问君何所为？无事心自闲。细雨渔舟归，儿童喧树间。北风忽南来，落日在远山。顾此有好怀，酌酒遂陶然。池中鸥飞去，两两复来还。”清幽的环境衬托出悠闲的情绪。高攀龙撰并书的诗文稿现藏上海图书馆。手迹。卷轴装。此手稿共7篇，依次为：《观梅诗》、《陈贲闻墓志铭》、《柬赵师》、《柬朱平涵阁老》、《和叶参之年兄过东林废院十首》、《柬刘念台太仆》、《水居饮酒诗》。与《高子遗书》互勘，颇见详略异同："观梅诗"为《遗书》失载，"和叶参之年兄过东林废院十首"《遗书》仅存3首。卷末有叶恭绰校记，冒广生、汪兆镛诗及吴湖帆、吴梅题识；又有杨志濂题字及孙保圻跋等。
静坐说
气功静坐著作。明·高攀龙撰。主说静坐功夫，静坐以平常为要诀，而平常即清静自然。“以其清静不容一物，故谓之平常”，“静中妄念即净，昏气自清，只体认本性、原来本色，还他湛然而巳”，“湛然动去，静时与动时一色，动时与静时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个平常也。故曰无动无静，学者不过借静坐中认此无动无静之体云尔”。在其后的《书静坐说后》中，又把理学的“主一”观引入作者的静坐论，认为“必收敛身心，以主于-----即平常之体也，主则有意存焉，如意非著意，盖心中无事之谓，一著意则非一也。”可见作者的静坐说并非一味讲静，具有以静为主，动静交养的含意。
明史文载
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少读书，辄有志程朱之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授行人。四川佥事张世则进所著《大学初义》，诋程、朱章句，请颁天下。攀龙抗疏力驳其谬，其书遂不行。侍郎赵用贤、都御史李世达被讦去位，朝论多咎大学士王锡爵。攀龙上疏曰：近见朝宁之上，善类摈斥一空。大臣则孙鑨、李世达、赵用贤去矣，小臣则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贾岩斥矣。迩者李祯、曾乾亨复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选郎孟化鲤又以推用言官张栋，空署而逐矣。
夫天地生才甚难，国家需才甚亟，废斥如此，后将焉继。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弹冠，世道人心何可胜慨！且今陛下朝讲久辍，廷臣不获望见颜色。天言传布，虽曰圣裁，隐伏之中，莫测所以。故中外群言，不曰：“辅臣欲除不附己”，则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诸臣贤否陈于左右；而陛下于诸臣，亦尝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为皆由圣怒，则诸臣自孟化鲤而外，未闻忤旨，何以皆罢斥？即使批鳞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尝收录，何独于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断，而左右反借以行媢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遗以拒谏诤之诮。传之四海，垂诸史册，为圣德累不小。辅臣王锡爵等，迹其自待，若愈于张居正、申时行，察其用心，何以异于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诸臣罢斥，果以为当然，则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视至尊之过举，得毋内泄其私愤，而利于斥逐之尽乎？末力诋郑材、杨应宿谗谄宜黜。应宿亦疏讦攀龙，语极妄诞。疏并下部院，议请薄罚两臣，稍示惩创。帝不许，镌应宿二秩，谪攀龙揭阳添注典史。御史吴弘济等论救，并获谴。攀龙之官七月，以事归。寻遭亲丧，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屡荐，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禄丞。天启元年进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郑养性，言：“张差梃击实养性父国泰主谋。今人言籍籍，咸疑养性交关奸宄，别怀异谋，积疑不解，当思善全之术。至刘保谋逆，中官卢受主之，刘于简狱词具在。受本郑氏私人，而李如桢一家交关郑氏，计陷名将，失地丧师。于简原供，明言李永芳约如桢内应。若崔文升素为郑氏腹心，知先帝症虚，故用泄药，罪在不赦。陛下仅行斥逐，而文升犹潜住都城。宜勒养性还故里，急正如桢、文升典刑，用章国法。”疏入，责攀龙多言，然卒遣养性还籍。孙慎行以“红丸”事攻旧辅方从哲，下廷议。攀龙引《春秋》首恶之诛，归狱从哲。给事中王志道为从哲解，攀龙遗书切责之。寻改太常少卿，疏陈务学之要，因言：“从哲之罪非止红丸，其最大者在交结郑国泰。国泰父子所以谋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张差之梃，继以美姝之进，终以文升之药，而从哲实左右之。力扶其为郑氏者，力锄其不为郑氏者；一时人心若狂，但知郑氏，不知东宫。此贼臣也，讨贼则为陛下之孝。而说者乃曰‘为先帝隐讳则为孝’，此大乱之道也。陛下念圣母则宣选侍之罪，念皇考则隆选侍之恩，仁之至义之尽也，而说者乃曰‘为圣母隐讳则为孝’。明如圣谕，目为假托；忠如杨涟，谤为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观，此大乱之道也。惑于其说，孝也不知其为孝，不孝也以为大孝；忠也不知其为忠，不忠也以为大忠。忠孝皆可变乱，何事不可妄为？故从哲、养性不容不讨，奈何犹令居辇毂下！”时从哲辈奥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语激帝怒，将加严谴。叶向高力救，乃夺禄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邹元标建书院，攀龙与焉。元标被攻，攀龙请与同罢，诏留之。进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
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杨涟等群击魏忠贤，势已不两立。及向高去国，魏广微日导忠贤为恶，而攀龙为赵南星门生，并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扬还，攀龙发其秽状，南星议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贤所，乞为义儿，遂摭谢应祥事，谓攀龙党南星。严旨诘责，攀龙遽引罪去。顷之，南京御史游凤翔出为知府，讦攀龙挟私排挤。诏复凤翔故官，削攀龙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杀之，窜名李实劾周起元疏中，遣缇骑往逮。攀龙晨谒宋儒杨龟山祠，以文告之。归与二门生一弟饮后园池上，闻周顺昌已就逮，笑曰：“吾视死如归，今果然矣。”入与夫人语，如平时。出，书二纸告二孙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扃户。移时诸子排户入，一灯荧然，则已衣冠自沈于池矣。发所封纸，乃遗表也，云：“臣虽削夺，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谨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复别门人华允诚书云：“一生学问，至此亦少得力。”时年六十五。远近闻其死，莫不伤之。呈秀憾犹未释，矫诏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闲其父，谪为徒。崇祯初，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授世儒官。初，海内学者率宗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攀龙削官之秋，诏毁东林书院。庄烈帝嗣位，学者更修复之。
高攀龙纪念馆
水居苑位于无锡金城西路以南、蠡湖大桥东侧，占地15公顷，是蠡园面积的1．5倍。苑中主体建筑取名“五可楼”，其意既为“第五次重建可楼”，又寓含高攀龙所谓“可以望山、可以观水、可以清风送爽、可以阳光普照，可以明月作伴”的“五可”之意。园子细腻雅致，园中临湖筑有百米长廊，可遮风蔽日。同时建有工艺精湛的文化墙、高攀龙坐像。遍布全园的56块书法碑刻、9幅楹联、6块匾额浸润了高子“学问必须躬行实践”、“关注民生”的学风、“修身养心、德行为先”的品性和“廉洁自奉，当官为民”的政治主张，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感受这位东林先贤的高风亮节。
高攀龙纪念馆位于“五可楼”上。入馆迎面即可见“实学、亲民、忧国，学者以天下为任”的高子精神，令人观之振奋。馆内图文并茂、泥塑和实物并存，从“高子生平”、“东林风骨”、“水居情怀”、“清遒诗文”、“天下己任”五方面生动再现了高攀龙磊落的一生。
水居苑的意义绝不止于回顾历史，它更是一个可以领略书法、石刻艺术精华的文化大观园。水居苑入口处的“高子水居”四个鎏金大字为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手迹，“高攀龙纪念馆”馆名由著名文史评论家、中国书画界名人金开诚题写。据悉，共有62位无锡籍知名书法家参与书写了所有楹联、匾额、碑刻。
高攀龙语录
●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
●人不患无才，识进则才进；不患无量，见大则量大。
●子弟若识名节之堤防，诗书之滋味，稼穑之艰难，便足为贤子弟矣。
●人生不向道理上去，总是虚生；道理不向身心上去，总是虚语。
【原文】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为楼。楼可方丈，窗疏四辟。其南则湖山，北则田舍，东则九陆，西则九龙峙焉。楼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于山有穆然之思焉，于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风之爽，可以负日之暄，可以宾月之来而饯其往，优哉游哉，可以卒岁矣！”于是名之曰“可楼”，谓吾意之所可也。
曩吾少时，慨然欲游五岳名山，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栖焉。北抵燕赵，南至闽粤，中逾齐鲁殷周之墟，观览所及，无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楼耶？噫，是予之惑矣。
凡人之大患，生于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于有所不可；无所不可焉，斯无所不足矣，斯无所不乐矣。今人极力以营其口腹，而所得止于一饱。极力以营居处，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极力以营苑囿，而止于岁时十一之游观耳，将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可以寄吾之意而止。凡为山水者一致也，则吾之于兹楼也，可矣。虽然，有所可则有所不可，是犹与物为耦也。吾将由兹忘乎可，忘乎不可，则斯楼又其赘矣。--选自《国学基本丛书》本《明文在》
【译文】
有一间水上的居室，室内偏左往上搭一间小楼。楼大一丈见方，四面开窗。南边有湖有山，北面有农田茅舍，平原延展在东，九龙山耸立在西。小楼筑成，高子登临纵目四望，说道：“可以了！山使我感到和顺舒畅，水使我觉得悠远闲静，可以享受清风的爽快，可以得到冬日的温暖，可以迎接皓月的来临，又欢送它的归去，多好呀！多快乐呀！可以终老此地了！”于是起名叫“可楼”，意思就是我心满意足以为可以了。
从前我年轻时，志向很大，想要游遍天下名山，寻找一个象桃花源那样美好的处所，寄居下来。我北方去了燕赵，南方到过闽粤，中原跨越了齐鲁殷周的故地，观览所及的，没有可以满我之意的，何以现在对这间小楼却以为可以了呢？咦，这倒是我的疑惑了。
大凡人的大患，产生于不满足。人的意向中的有所不满足，产生于人的意向中的有所不可以；无所不可以，这就无所不满足，这就无所不快乐了。现在的人极力谋求山珍海味，顶多享受一饱罢了；极力建筑高楼大厦，顶多享受起居活动的几席之地罢了；极力营造亭台花园，顶多一年中去游赏一两次罢了，这些都有何用呢！况且天下的好山好水很多，我不能每天去游玩，只要可以寄托我的志趣就行了。天下的山与水都是一样的，我有了这座小楼，也可以了。当然，有所可以也就会产生有所不可以，犹如事物都是有正有反对待的一样。我将由此忘掉可以，也忘掉不可以，这样说来这座可楼也是多余的了。（钱伯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