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 五人墓碑记 〔明〕张溥
作者：古文学 时间：2017/12/18 11:19:21 阅读：次 类别：古文观止
【作者简介】
张溥（1602～1641）初字乾度，后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家。崇祯进士，选庶吉士，自幼发奋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张溥曾与郡中名士结为复社，评议时政，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学各个学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记》。
张溥出身官宦门第，惟因婢妾所生，排行第八，故“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尝造事倾陷诩之”，当面称他“塌蒲屦儿”，意为“下贱人所生，永远不出息”。张溥遭此侮辱，勤奋好学，读书必手抄，抄后读过即焚去，如此反复七遍，冬天手冻裂，以热水浸暖继续再练。后来他把自己的读书室名为“七录斋”，自己的著作也题名为《七录斋集》。《明史》记有张溥“七录七焚”的佳话。
崇祯四年（1631）成进士，授庶吉士。与同邑张采齐名，时称“娄东二张”。天启四年（1624），与郡中名士结为文社，称为复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遍及全国，超过三千人，平时以文会友，兼又评议时政，“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天启六年（1626），撰写《五人墓碑记》，痛斥阉党。崇祯元年（1628年），与张采一起，在太仓发起了驱逐阉党骨干顾秉谦的斗争，所撰散文，脍炙人口，二张名重天下。崇祯二年（1629），组织和领导复社与阉党作斗争，复社声势震动朝野。《七录斋集·国表序》载有复社活动的盛况“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其影响遍及南北各省，执政巨僚由此颇为忌恨。崇祯三年（1630）张溥和吴伟业、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等同时中举，隔年又与吴伟业中进士，改庶吉士。崇祯十年（1637）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与张溥一起推举周延儒复出。里人陆文声要求入社被拒，因向朝廷告发张溥等结党，正史《张溥传》和梅村的《复社纪事》说他是病卒于家。计六奇《明季北略》中说张溥被吴昌时下毒，当夜腹部剧痛而死。时年四十岁，“千里内外皆会哭”，私谥曰“仁学先生”。张溥死后由黄道周为之作墓志铭。
文学成就
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反对公安、竟陵两派逃避现实，只写湖光山色、细闻琐事或追求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但他在提倡兴复古学的同时，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与前、后七子单纯追求形式、模拟古人有所区别。
张溥散文，在当时很有名，风格质朴，慷慨激昂，明快爽放，直抒胸臆。其《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市民与阉党斗争，强调“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为“缙绅”所不能及。叙议相间，以对比手法反衬五人磊落胸襟，为传诵名篇。所撰《五人墓碑记》收入《古文观止》。
张溥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著有《七录斋集》，包括文12卷，诗3卷。此集今存明崇祯时刻本。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张溥于各集前均写有题辞。此集是张溥为“兴复古学”而编辑的一部规模宏大的总集。《四库全书总目》说：“此编则元元本本，足资检核。”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殷孟伦注)，将各集卷首题辞首次辑成一书，并加必要注释。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及张溥著作的重要参考书。张溥其他著作有《春秋三书》32卷。《历代史论二编》10卷。《诗经注疏大全合纂》34卷。此外，张溥又为《宋史纪事本末》及《元史纪事本末》补撰论正。另著有《万宝全书》，记述了当时博奕娱乐（如象棋棋谱、中式骨牌）的概况。
张溥之死
张溥之死，结束了晚明众多文人救国的白日梦，也是一场时代的悲喜剧。“读罢惊魂似梦里，千行清泪不成悲”“八月胥江浊浪奔，千人缟素为招魂”多少人为之失声痛哭，多少人因此惊惶无主。张溥是为了社稷死的：“南冠君子朔风前，慷慨西行倍可怜”，多少人含悲流泪悼念着“西行”的张溥。
一介书生张溥，成长于晚明风雨飘摇的时代。他满怀一腔热血，继东林而起，联合正义之士，组织和主持文人团体复社，欲只手撑起明朝摇摇欲坠的天下。二十三岁时他在苏州创立应社，团结了吴中有抱负的文人；二十六岁愤而作《五人墓碑记》，风神摇曳，正气浩然，矛头直指腐败的明王朝的宦官和贪官；二十七岁入太学，目击朝纲不振，丑类猖狂，与北京文人结成燕台社，作檄文揭发阉党罪行；二十八岁又召集了尹山大会，在会上，张溥倡导合大江南北文人社团为复社，关心国家政事和民族兴亡。崇祯六年，三十二岁的张溥主盟召开著名的虎丘大会。“山左（西）、江左（西）、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他站在千人石上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朝野震惊。
在当时，复社成员发展几乎遍及国内，共三千零二十三人，著名的爱国文人陈子龙、夏允彝、侯岐曾、杨廷枢、顾炎武、归庄、陆世仪、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内中坚，苏州一带的文人入盟最多，他们有的在朝，有的在野，结成了浩荡洪大的政治力量。由于张溥等人的筹划和努力，当时的文人士气大振。一扫“宁坐视社稷之沦胥，终不肯破除门户之角立”的明时士习，打破门户之见，以国家为重，年轻的张溥在阉势熏天的日子里，不计危殆，挺身而出，振臂而呼，树起了以文会友的旗帜，来绾结天下士人的心。他匡扶正义的勇气，歆动天下。然而，这只是书生意气，他在幕后操纵朝政，反被高官大臣利用，聪明反被聪明误，抱着遗恨而死，年仅四十，留下了值得后人深思的无数问号。
张溥生于苏州太仓。幼年时，家中财产被身为工部尚书的兄长张辅之凌夺、讼争，父亲张虚宇郁郁而死。张溥因为庶出（其父与婢女所生），家族中都看不起他，连家中的奴仆也讥笑他“塌蒲屦儿何能为”。但张溥不妄自菲薄，他洒血书壁，暗暗发誓要自强不息，与好友张采日夜在家苦读，并对经典不惮一而再、再而三地抄录、默诵，直到能够流利背诵为止。著名的“七录斋”的故事由此产生。明天启四年，张溥与江南文人在苏州创立应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又发展夏允彝、陈子龙、吴应箕等加入，以文会友，兼议朝政。他们崇尚气节，欲在明末的风云变幻中有所作为。应社诸人就是未来复社的骨干。
苏州周顺昌被捕，五人奋起于平民百姓间，为周顺昌鸣不平，结果不屈而死。张溥在五人墓前，“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哀痛五人墓只是块无字石，便写下了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文中赞扬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这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事后他对张采说：“我们这些人应当为国事奉献自己的生命”。他在北京结燕台社、吴江结复社，都是“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歇”，忧国忧民，指出应对污浊的政治反抗，伸张正义。自复社建立后，他们更是连连发起驱逐阉党顾秉谦、阮大铖的行动。
明末，朝廷中高官斗争激烈，大学士像车轮似的转换。复社兴起时，周延儒为首辅，他是张溥考取进士的宗师，复社中有许多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周便利用了这支力量。其实在周延儒的内心对东林党与复社均无好感，甚至还有些仇恨。后来，周延儒被罢官，温体仁当上了首辅。温早就对复社和张溥目为眼中钉，在他的授意下，其弟温育仁、吴炳等作了《绿牡丹传奇》，讥诮复社，故意挑衅。如今他一朝成为首辅，自然就快意恩仇了，不久就策动属下伺机陷害张溥、张采。张溥会试中会魁，授庶吉士，为官守正不阿，不为权贵所容，“执政要人耿耿视”，温体仁等在皇上面前累进谗言，并与同党的刑部侍郎等指使人炮制出《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又托名制《复社十大罪檄》，说张溥以天如为名号是把自己比作天，并说复社欲倾覆宗社，并将自然界的风蝗之灾附会说是因复社招致。复社也不甘示弱，朝中有黄道周等大臣同情复社，复社又集“宇内名宿”，作《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阉党，双方斗争激烈，几乎势均力敌。不久，温体仁被多疑的崇祯帝罢官，后来又被赐死。时人《题壮悔堂集》有句云：“传奇最爱《桃花扇》，谁唱温家《绿牡丹》”，褒贬自见。张溥等复社成员累受挫折，误以为只要能推出他老师周延儒，就可以改变大局，于是全力推动这个老奸巨猾的大官复出。“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二十万赂要津，宜兴（指周延儒）得再召。”周延儒的东山再起，全靠张溥的幕后活动，正在这个时候，周延儒在江南把人家的妇女据为己有，被张溥抓住把柄。因此张溥就“以数事要（胁迫）之”，将话挑明：我动用了人力物力，您如果复出，必须改变以前的作为，这样才可以重新获得大家的信任。机不可失，老政客周延儒一口答应。
周延儒重新当上了首辅，朝政也确实有所更新。张溥兴奋异常，与复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国事现状的许多主张，到处议论朝政，还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二册，呈给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围中，觉得大有作为的时机来临了。孰料乐极生悲，书生意气哪敌得了政客绵里藏针的狠毒。当他兴冲冲返回太仓家中，当夜就腹部剧痛不已，一命归西，死得实在离奇。由于人为的历史遮蔽，真相迷蒙湮没。好友黄道周为之作墓志铭并挥泪题诗，诗中也隐约留下了对其死因的怀疑。计六奇《明季北略》上则较确定地说，是吴昌时用一剂药送张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复出，张、吴两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吴昌时把大权握在手中，不愿张溥尝鼎一脔，就出此毒计。当然，吴昌时的背后还能看到周延儒狞笑的影子。
张溥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不但对这个老师的某些行为看不上眼，而且经常要他按照复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对这个学生恨之入骨，只是为了利用才虚与委蛇，哪里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是个贪钱又贪色的人。不妨回头看看发生在此前的一件事。东洞庭山富室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少妇，耐不住寂寞，勾通外人自嫁自。那富家当然不愿意，告到县里，娶亲的害怕，不得已将少妇盛妆送给了周延儒。周“一见宠悦”，当时恰值朝廷发表他重为首辅，他溺于美色，拖延着不肯进京出仕。张溥就拿了县里的捕单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么师生之礼，把捕单朝他面前一掷，周延儒不由大怒，张溥不买他的账：“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如果您现在不肯出山，将来恐怕会有比这更坏的事情。”这老滑头一听，马上变了脸，对张溥说：“没有您这番话，我看不到这一点。”竟然将学生也恭恭敬敬称您了。于是就带着那个少妇走马上任。这一出似乎是“小事”，怨毒却结得极深，无形中为张溥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线。
周延儒上任伊始，起用了一些人，也罢了一些人的官职，作过些“好事”。这使张溥、张采等人有些得意，天真地认为周延儒以前仇恨东林党，现在知道错了，就可以引导他走上正路，真以为周延儒一夕之间就变成了正人君子。待到张溥一死，这些读书人才知道了政治的凶险。周同谷的《霜猿集》有关张溥之死，有“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做官”的诗句，诗后有注：“张西铭（即张溥）讣音至，延儒惊起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做官’。客曰：‘庶常（指张溥）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乃出一册示客曰：‘此者天如所欲杀之人也，我如何能杀尽？’”在周延儒眼中，张溥实在是个碍手碍脚的人物。张溥将自己一展鸿图的希望寄托在周延儒的出山，而周延儒则把自己为所欲为的希望寄托在张溥的死亡，这真是悲剧的点睛之笔。
张溥一死，全国性的复社顿时失去了领袖。周延儒的身边就被吴昌时辈包围了，他们开始为所欲为，最后不但自己丢了性命，也促使了明朝的加速灭亡。
诗作选摘
【惜行】
花开莺去日，石烂水清时。
不惮山川阻，空劳风雨随。
车中呼小字，桑下问柔荑。
一别无杨柳，临流应赋诗。
【原文】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资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选自明刻本《七录斋文集》
【译文】
这五个人，是在周公蓼洲被逮捕时，激于大义而死的。到如今，吴郡的贤明士大夫向当局申请，就把魏忠贤废祠的地基加以清理，用来埋葬他们。而且在其墓门前竖立石碑，以表扬他们的所作所为。唉，这也真是隆盛啊！
这五人的死亡，离开今天的建墓埋葬，只有十一个月的时间。在这十一个月中，富贵的人，意气激昂、志得意满之辈，由于疾病而死亡，死去以后就此泯没、不再值得称道的，也已多得很了，何况是民间的没有名声的人呢！但独独这五个人仍然光明昭著，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还记得周公的被捕，是在天启七年丁卯三月十五。我们复社中那些在行为上为士子带头的人，为他宣扬正义，聚集钱财，乃送他北行，哭声震天动地。来逮捕他的锦衣卫官校手按剑柄，跑到群众面前，喝问道：“谁在替他哀哭？”大家再也不能忍受了，就把他们打得跌倒在地。当时以中丞的官衔而担任吴地巡抚的，是魏忠贤的党羽，周公的被捕就是由于他的指使，当地人民正对他满心痛恨，于是趁他厉声呵责之时，鼓噪起来，上前追逐，中丞躲藏在厕所的篱笆内才得以倖免。其后就以吴地人民暴乱申报朝廷，处死五人：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也就是现在高居于墓中之人。然而这五人临刑时，意气自得，喊着中丞的姓名斥骂着，在谈笑中从容就义。砍下的头挂在城上，脸色毫无改变。有贤明的士大夫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人的头颅，用盒子保藏起来，最后与尸体合在一起。所以，现在的坟墓中是完整的五个人。
唉，在那个阉人头子乱政时，为官作宰而能不改变其志操的，虽以天下之大，又能有几个人呢？而这五个人生于民间，从来没有听到过儒家经典所载的训诫，却能为大义所激昂，身蹈死地而毫不顾惜，这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伪造的诏书纷纷下达，整个天下都在逮捕所谓“钩党”，最后由于我们地区的这一次发愤抗击，才不敢再株连、迫害别人，魏忠贤这个阉人头子也犹豫畏缩，害怕大义，谋朝篡位的阴谋不敢贸然发动，待到圣人——崇祯皇帝即位而在路上上吊自杀，这不能说不是由于这五个人的力量吧。纱死纯矗敲矗裉斓木舾呶幌缘娜耍坏捎诜缸锒艿较嘤Τ痛Γ袓的就脱身逃走，而无论在远地或近处都不能获得容身之地，也有的剪掉头发、关起门来、假装发疯而不知到何处去好，他们使自己的为人受到侮辱，品行变得卑贱，与这五个人的死亡相比，其轻重竟如何呢？所以，蓼洲周公的忠义暴白于朝廷，被赠予美好光明的谥号，荣耀于身死之后，而这五个人也得以增高其坟墓，把他们的姓名排列于大堤之上，四方人士经过此地没有不下拜而哭泣的，这实在是百世一逢的遭遇呀！否则，使这五个人保全其头颈而老死于家中，那么虽然能活满其自然的寿数，但人们都能役使他们，又怎能使豪杰一流人为之倾倒，在墓门前握腕痛惜，抒发其志士的悲感呢？因此，我与同社诸君子哀伤此墓徒有墓碑而为它写了这篇《墓碑记》，也是想要说明生死之间的巨大意义、平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上文所说的贤明士大夫，乃是太仆寺卿吴公因之、太史文公文起和姚公孟长。（章培恒）
张溥（1602～1641）初字乾度，后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家。崇祯进士，选庶吉士，自幼发奋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张溥曾与郡中名士结为复社，评议时政，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学各个学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记》。
张溥出身官宦门第，惟因婢妾所生，排行第八，故“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尝造事倾陷诩之”，当面称他“塌蒲屦儿”，意为“下贱人所生，永远不出息”。张溥遭此侮辱，勤奋好学，读书必手抄，抄后读过即焚去，如此反复七遍，冬天手冻裂，以热水浸暖继续再练。后来他把自己的读书室名为“七录斋”，自己的著作也题名为《七录斋集》。《明史》记有张溥“七录七焚”的佳话。
崇祯四年（1631）成进士，授庶吉士。与同邑张采齐名，时称“娄东二张”。天启四年（1624），与郡中名士结为文社，称为复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遍及全国，超过三千人，平时以文会友，兼又评议时政，“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天启六年（1626），撰写《五人墓碑记》，痛斥阉党。崇祯元年（1628年），与张采一起，在太仓发起了驱逐阉党骨干顾秉谦的斗争，所撰散文，脍炙人口，二张名重天下。崇祯二年（1629），组织和领导复社与阉党作斗争，复社声势震动朝野。《七录斋集·国表序》载有复社活动的盛况“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其影响遍及南北各省，执政巨僚由此颇为忌恨。崇祯三年（1630）张溥和吴伟业、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等同时中举，隔年又与吴伟业中进士，改庶吉士。崇祯十年（1637）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与张溥一起推举周延儒复出。里人陆文声要求入社被拒，因向朝廷告发张溥等结党，正史《张溥传》和梅村的《复社纪事》说他是病卒于家。计六奇《明季北略》中说张溥被吴昌时下毒，当夜腹部剧痛而死。时年四十岁，“千里内外皆会哭”，私谥曰“仁学先生”。张溥死后由黄道周为之作墓志铭。
文学成就
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反对公安、竟陵两派逃避现实，只写湖光山色、细闻琐事或追求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但他在提倡兴复古学的同时，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与前、后七子单纯追求形式、模拟古人有所区别。
张溥散文，在当时很有名，风格质朴，慷慨激昂，明快爽放，直抒胸臆。其《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市民与阉党斗争，强调“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为“缙绅”所不能及。叙议相间，以对比手法反衬五人磊落胸襟，为传诵名篇。所撰《五人墓碑记》收入《古文观止》。
张溥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著有《七录斋集》，包括文12卷，诗3卷。此集今存明崇祯时刻本。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张溥于各集前均写有题辞。此集是张溥为“兴复古学”而编辑的一部规模宏大的总集。《四库全书总目》说：“此编则元元本本，足资检核。”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殷孟伦注)，将各集卷首题辞首次辑成一书，并加必要注释。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及张溥著作的重要参考书。张溥其他著作有《春秋三书》32卷。《历代史论二编》10卷。《诗经注疏大全合纂》34卷。此外，张溥又为《宋史纪事本末》及《元史纪事本末》补撰论正。另著有《万宝全书》，记述了当时博奕娱乐（如象棋棋谱、中式骨牌）的概况。
张溥之死
张溥之死，结束了晚明众多文人救国的白日梦，也是一场时代的悲喜剧。“读罢惊魂似梦里，千行清泪不成悲”“八月胥江浊浪奔，千人缟素为招魂”多少人为之失声痛哭，多少人因此惊惶无主。张溥是为了社稷死的：“南冠君子朔风前，慷慨西行倍可怜”，多少人含悲流泪悼念着“西行”的张溥。
一介书生张溥，成长于晚明风雨飘摇的时代。他满怀一腔热血，继东林而起，联合正义之士，组织和主持文人团体复社，欲只手撑起明朝摇摇欲坠的天下。二十三岁时他在苏州创立应社，团结了吴中有抱负的文人；二十六岁愤而作《五人墓碑记》，风神摇曳，正气浩然，矛头直指腐败的明王朝的宦官和贪官；二十七岁入太学，目击朝纲不振，丑类猖狂，与北京文人结成燕台社，作檄文揭发阉党罪行；二十八岁又召集了尹山大会，在会上，张溥倡导合大江南北文人社团为复社，关心国家政事和民族兴亡。崇祯六年，三十二岁的张溥主盟召开著名的虎丘大会。“山左（西）、江左（西）、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他站在千人石上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朝野震惊。
在当时，复社成员发展几乎遍及国内，共三千零二十三人，著名的爱国文人陈子龙、夏允彝、侯岐曾、杨廷枢、顾炎武、归庄、陆世仪、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内中坚，苏州一带的文人入盟最多，他们有的在朝，有的在野，结成了浩荡洪大的政治力量。由于张溥等人的筹划和努力，当时的文人士气大振。一扫“宁坐视社稷之沦胥，终不肯破除门户之角立”的明时士习，打破门户之见，以国家为重，年轻的张溥在阉势熏天的日子里，不计危殆，挺身而出，振臂而呼，树起了以文会友的旗帜，来绾结天下士人的心。他匡扶正义的勇气，歆动天下。然而，这只是书生意气，他在幕后操纵朝政，反被高官大臣利用，聪明反被聪明误，抱着遗恨而死，年仅四十，留下了值得后人深思的无数问号。
张溥生于苏州太仓。幼年时，家中财产被身为工部尚书的兄长张辅之凌夺、讼争，父亲张虚宇郁郁而死。张溥因为庶出（其父与婢女所生），家族中都看不起他，连家中的奴仆也讥笑他“塌蒲屦儿何能为”。但张溥不妄自菲薄，他洒血书壁，暗暗发誓要自强不息，与好友张采日夜在家苦读，并对经典不惮一而再、再而三地抄录、默诵，直到能够流利背诵为止。著名的“七录斋”的故事由此产生。明天启四年，张溥与江南文人在苏州创立应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又发展夏允彝、陈子龙、吴应箕等加入，以文会友，兼议朝政。他们崇尚气节，欲在明末的风云变幻中有所作为。应社诸人就是未来复社的骨干。
苏州周顺昌被捕，五人奋起于平民百姓间，为周顺昌鸣不平，结果不屈而死。张溥在五人墓前，“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哀痛五人墓只是块无字石，便写下了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文中赞扬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这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事后他对张采说：“我们这些人应当为国事奉献自己的生命”。他在北京结燕台社、吴江结复社，都是“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歇”，忧国忧民，指出应对污浊的政治反抗，伸张正义。自复社建立后，他们更是连连发起驱逐阉党顾秉谦、阮大铖的行动。
明末，朝廷中高官斗争激烈，大学士像车轮似的转换。复社兴起时，周延儒为首辅，他是张溥考取进士的宗师，复社中有许多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周便利用了这支力量。其实在周延儒的内心对东林党与复社均无好感，甚至还有些仇恨。后来，周延儒被罢官，温体仁当上了首辅。温早就对复社和张溥目为眼中钉，在他的授意下，其弟温育仁、吴炳等作了《绿牡丹传奇》，讥诮复社，故意挑衅。如今他一朝成为首辅，自然就快意恩仇了，不久就策动属下伺机陷害张溥、张采。张溥会试中会魁，授庶吉士，为官守正不阿，不为权贵所容，“执政要人耿耿视”，温体仁等在皇上面前累进谗言，并与同党的刑部侍郎等指使人炮制出《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又托名制《复社十大罪檄》，说张溥以天如为名号是把自己比作天，并说复社欲倾覆宗社，并将自然界的风蝗之灾附会说是因复社招致。复社也不甘示弱，朝中有黄道周等大臣同情复社，复社又集“宇内名宿”，作《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阉党，双方斗争激烈，几乎势均力敌。不久，温体仁被多疑的崇祯帝罢官，后来又被赐死。时人《题壮悔堂集》有句云：“传奇最爱《桃花扇》，谁唱温家《绿牡丹》”，褒贬自见。张溥等复社成员累受挫折，误以为只要能推出他老师周延儒，就可以改变大局，于是全力推动这个老奸巨猾的大官复出。“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二十万赂要津，宜兴（指周延儒）得再召。”周延儒的东山再起，全靠张溥的幕后活动，正在这个时候，周延儒在江南把人家的妇女据为己有，被张溥抓住把柄。因此张溥就“以数事要（胁迫）之”，将话挑明：我动用了人力物力，您如果复出，必须改变以前的作为，这样才可以重新获得大家的信任。机不可失，老政客周延儒一口答应。
周延儒重新当上了首辅，朝政也确实有所更新。张溥兴奋异常，与复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国事现状的许多主张，到处议论朝政，还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二册，呈给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围中，觉得大有作为的时机来临了。孰料乐极生悲，书生意气哪敌得了政客绵里藏针的狠毒。当他兴冲冲返回太仓家中，当夜就腹部剧痛不已，一命归西，死得实在离奇。由于人为的历史遮蔽，真相迷蒙湮没。好友黄道周为之作墓志铭并挥泪题诗，诗中也隐约留下了对其死因的怀疑。计六奇《明季北略》上则较确定地说，是吴昌时用一剂药送张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复出，张、吴两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吴昌时把大权握在手中，不愿张溥尝鼎一脔，就出此毒计。当然，吴昌时的背后还能看到周延儒狞笑的影子。
张溥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不但对这个老师的某些行为看不上眼，而且经常要他按照复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对这个学生恨之入骨，只是为了利用才虚与委蛇，哪里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是个贪钱又贪色的人。不妨回头看看发生在此前的一件事。东洞庭山富室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少妇，耐不住寂寞，勾通外人自嫁自。那富家当然不愿意，告到县里，娶亲的害怕，不得已将少妇盛妆送给了周延儒。周“一见宠悦”，当时恰值朝廷发表他重为首辅，他溺于美色，拖延着不肯进京出仕。张溥就拿了县里的捕单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么师生之礼，把捕单朝他面前一掷，周延儒不由大怒，张溥不买他的账：“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如果您现在不肯出山，将来恐怕会有比这更坏的事情。”这老滑头一听，马上变了脸，对张溥说：“没有您这番话，我看不到这一点。”竟然将学生也恭恭敬敬称您了。于是就带着那个少妇走马上任。这一出似乎是“小事”，怨毒却结得极深，无形中为张溥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线。
周延儒上任伊始，起用了一些人，也罢了一些人的官职，作过些“好事”。这使张溥、张采等人有些得意，天真地认为周延儒以前仇恨东林党，现在知道错了，就可以引导他走上正路，真以为周延儒一夕之间就变成了正人君子。待到张溥一死，这些读书人才知道了政治的凶险。周同谷的《霜猿集》有关张溥之死，有“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做官”的诗句，诗后有注：“张西铭（即张溥）讣音至，延儒惊起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做官’。客曰：‘庶常（指张溥）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乃出一册示客曰：‘此者天如所欲杀之人也，我如何能杀尽？’”在周延儒眼中，张溥实在是个碍手碍脚的人物。张溥将自己一展鸿图的希望寄托在周延儒的出山，而周延儒则把自己为所欲为的希望寄托在张溥的死亡，这真是悲剧的点睛之笔。
张溥一死，全国性的复社顿时失去了领袖。周延儒的身边就被吴昌时辈包围了，他们开始为所欲为，最后不但自己丢了性命，也促使了明朝的加速灭亡。
诗作选摘
【惜行】
花开莺去日，石烂水清时。
不惮山川阻，空劳风雨随。
车中呼小字，桑下问柔荑。
一别无杨柳，临流应赋诗。
【原文】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资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选自明刻本《七录斋文集》
【译文】
这五个人，是在周公蓼洲被逮捕时，激于大义而死的。到如今，吴郡的贤明士大夫向当局申请，就把魏忠贤废祠的地基加以清理，用来埋葬他们。而且在其墓门前竖立石碑，以表扬他们的所作所为。唉，这也真是隆盛啊！
这五人的死亡，离开今天的建墓埋葬，只有十一个月的时间。在这十一个月中，富贵的人，意气激昂、志得意满之辈，由于疾病而死亡，死去以后就此泯没、不再值得称道的，也已多得很了，何况是民间的没有名声的人呢！但独独这五个人仍然光明昭著，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还记得周公的被捕，是在天启七年丁卯三月十五。我们复社中那些在行为上为士子带头的人，为他宣扬正义，聚集钱财，乃送他北行，哭声震天动地。来逮捕他的锦衣卫官校手按剑柄，跑到群众面前，喝问道：“谁在替他哀哭？”大家再也不能忍受了，就把他们打得跌倒在地。当时以中丞的官衔而担任吴地巡抚的，是魏忠贤的党羽，周公的被捕就是由于他的指使，当地人民正对他满心痛恨，于是趁他厉声呵责之时，鼓噪起来，上前追逐，中丞躲藏在厕所的篱笆内才得以倖免。其后就以吴地人民暴乱申报朝廷，处死五人：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也就是现在高居于墓中之人。然而这五人临刑时，意气自得，喊着中丞的姓名斥骂着，在谈笑中从容就义。砍下的头挂在城上，脸色毫无改变。有贤明的士大夫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人的头颅，用盒子保藏起来，最后与尸体合在一起。所以，现在的坟墓中是完整的五个人。
唉，在那个阉人头子乱政时，为官作宰而能不改变其志操的，虽以天下之大，又能有几个人呢？而这五个人生于民间，从来没有听到过儒家经典所载的训诫，却能为大义所激昂，身蹈死地而毫不顾惜，这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伪造的诏书纷纷下达，整个天下都在逮捕所谓“钩党”，最后由于我们地区的这一次发愤抗击，才不敢再株连、迫害别人，魏忠贤这个阉人头子也犹豫畏缩，害怕大义，谋朝篡位的阴谋不敢贸然发动，待到圣人——崇祯皇帝即位而在路上上吊自杀，这不能说不是由于这五个人的力量吧。纱死纯矗敲矗裉斓木舾呶幌缘娜耍坏捎诜缸锒艿较嘤Τ痛Γ袓的就脱身逃走，而无论在远地或近处都不能获得容身之地，也有的剪掉头发、关起门来、假装发疯而不知到何处去好，他们使自己的为人受到侮辱，品行变得卑贱，与这五个人的死亡相比，其轻重竟如何呢？所以，蓼洲周公的忠义暴白于朝廷，被赠予美好光明的谥号，荣耀于身死之后，而这五个人也得以增高其坟墓，把他们的姓名排列于大堤之上，四方人士经过此地没有不下拜而哭泣的，这实在是百世一逢的遭遇呀！否则，使这五个人保全其头颈而老死于家中，那么虽然能活满其自然的寿数，但人们都能役使他们，又怎能使豪杰一流人为之倾倒，在墓门前握腕痛惜，抒发其志士的悲感呢？因此，我与同社诸君子哀伤此墓徒有墓碑而为它写了这篇《墓碑记》，也是想要说明生死之间的巨大意义、平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上文所说的贤明士大夫，乃是太仆寺卿吴公因之、太史文公文起和姚公孟长。（章培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