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美与爱（节选）

沈从文-美与爱（节选）

    沈从文：生命中的“美”与“爱”
    爱就是一种方式，直到爱的也并不多---《烛虚》
    1931年，正以一种马拉松长跑式的热情苦苦追求张兆和的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任何一个作品上，以及任何一个世界名作作者的传记上，最动人的一章，总是那人与人纠纷藤葛的一章。”这句话在今天看来，正是沈从文字及生活的某种写照。 
                        
    沈从文的“传奇”与“爱情”
    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以为用文字作成功的。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与梦的历史。---《水云》
    在现代文学历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他只有小学学历，他在求学期间没有资格踏进大学的门槛，后来却靠自学成为大学的讲师，直至成为北大的教授；他出身于崇尚武功的家族，祖父曾在评定太平天国农民义军的湘军中屡立战功，官职一直做到贵州总督。沈从文不满14岁时入伍，随军队辗转于沅水流域，然而他后来却弃武从文，靠一支笔来征服文坛，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北方文坛的领袖人物；四十年代末，坚持自由主义创作立场的沈从文由于无法和新的文学秩序取得协调，一度精神崩溃，并被迫停止了创作，然而他在转向考古研究之后，也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就，写出了中国文物研究史上的经典之作《中国古代服饰史》。也许对于今天一批又一批闯荡北京的人来说，沈从文更是某种意义上自我奋斗的“典范”和“英雄”：他一文不名而且毫无经济来源，仅带着几块大洋来到北京，几年之后，这个躲在又小又潮的“窄而霉小斋”饿着肚子写作的“乡下人”不仅在北京立下足，而且逐渐成为“著作等身”的“最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或者可以说，沈从文的一生是不断的创造“奇迹”的一生，他凭借着超越常人的执著，勤奋和智慧，做成了常人难以做到的许多事情。
    这样一个传奇性的作家，他在情感上的经历也是颇有传奇色彩的：初恋受骗使沈从文万分羞愧，离开家乡自我放逐，怀着对新文化运动的朦胧向往，来到北京；1928年，26岁的上海公学的年轻教师沈从文单恋上他的学生张兆和，在给张兆和写了近四年的“独白情书”之后，终于打动了张兆和的心，与之结为伉俪。对于这件事，后来沈从文曾在文章中不无骄傲的写道：“然而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中”；然而对于沈从文来说，婚姻并不是情感的终点，30年代，正当壮年的沈从文身为文坛领袖，并且风流潇洒，在他的生活中，不乏爱慕他的也为他所爱慕的女性---在沈从文的文章中，他将这些女性称为“偶然”。对于崇尚理性和计划，自信“我能得到我所要的，也能拒绝我不要的“的沈从文来说，这些“偶然”的倾入，一方面极大的开启了沈从文的心智，使他领悟到生命的“美”与“神性”，“眼目所及都若有神迹在其间，且从这一切都可以发现有“偶然”的友谊的爱语和爱情芬芳”；但另一方面，也使沈从文处于“理性”与“情感”的“激烈交战”之中。对于这种婚外的情感，一般的作家都在文学作品中避而不谈（在目前为止的研究资料和沈从文传记中，也很少谈及），然而沈从文却抱着一种“决无猥亵”和“艺术鉴赏家”的态度，将其视为“用人教育我”，是“自己生命追求抽象原则的一种形式”，从而把这种人事上的纠纷升华为“艺术”和“生命”的体验。在他40年代初期的一些作品如《水云》，《看虹录》，《摘星录》等中，他直接讨论这样一种生命体验从而使自己的创作从浪漫主义的抒情故事和现实主义的批判式写作，转向现代主义的文学探索。
    在沈从文的创作过程中，生活中的情感体验一直是他创作的主要源泉。他在生活上采取的一种审美主义的态度，批判那种狭隘的道德主义观念；因而，对于沈从文来说，生活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他的情爱经历和体验往往转化成文学上的审美创作，他的一些重要作品都是这种情感经历的曲折反映。例如，他曾给张兆和的信中谈到他的小说《丈夫》的写作缘起：“我给你那本书，《**》同《丈夫》都是我自己喜欢的，其中，《丈夫》更保留到一个最好的记忆，因为那时我正在吴淞，因爱你到要发狂的情形下，一面给你写信，一面却在苦恼中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使一些下等人皆以一个完美的人格出现”。在谈到著名小说《边城》的写作时，他也明确地写道：“......我将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这一来，我的过去的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和弥补”。即使是对于三，四十年代曾是他受到极大非议的那段婚外“恋情”，他也这样写道：“在死亡来临之前，我也许还可以做点小事，即保留这些“偶然”倾入一个乡下人生命中所具有的情感冲突与和谐程序。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做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
    沈从文在他的情感生活上所持有的这种审美意义上的坦诚态度，在崇尚“发于情，止乎礼仪“的中国文学史上是少见的。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彻底的艺术家姿态，才是的沈从文对于生命“内宇宙”的探索，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别的作家走得更远，对人性的理解也更深刻和复杂。在沈从文先生谢世之后，我们这些研究者来研究沈从文的生平与创作，也应该摒弃那种道德意义的性爱观念，更应该摒弃那种无聊的寻找情事隐私的心理，而采取历史主义的客观态度，完整而深入地理解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优秀作家的情感和精神经历。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描述沈从文的情感经历，研究沈从文对于这些情感经历的态度以及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自我放逐的“失恋者”和北大旁听生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读一注看看，看看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呢？---《从文自传》
    沈从文的初恋在今天看来显得颇为滑稽，他所谓的恋爱对象居然是别人设下的一个诱饵，在他甚至没有搞清楚对方是什么人时，这段“短暂”的“爱情”就结束了。而作为代价，他不得不远走他乡，以逃避受骗的耻辱，然而，如果没有这段可笑的经历，或许今天文坛上就不会有“沈从文”。
    1920年，沈从文刚刚18岁，由于所在的部队被另一派军阀打垮，沈从文被遣散回家呆了半年之后，到芷江投靠亲戚，在警察所里做一名办事员。由于沈从文的家族是湘西世家，而且又与湖南名望最高的熊希龄家族有亲戚关系，更重要的是，沈从文写得一手好字，办事又谨慎能干，很多芷江的大家族都想招沈从文做女婿。但此时沈从文迷上的却是一个知之不多的女孩子。沈从文在警察所里认识了一个无所事事的浪荡子马泽淮，这人别有所图地将沈从文引见给他姐姐，并在沈从文面前不断的传递信息，告诉沈从文，他的姐姐对沈从文慕名已久。天真的沈从文在见过那个女孩子一面之后，就自以为“爱”上了她，用自己刚刚学会运用的旧诗体协了许多“情诗”，托马泽淮转交给她。马泽淮一面帮助沈从文传递诗笺，一面开始向沈从文借钱，而这钱使沈从文母亲卖掉故乡的老房子后交给沈从文保管的全部家产。经过无数次借还之后，沈从文发现有一千多元钱不翼而飞，也无从查到任何关于马泽淮的借钱未还的实据。受了骗的沈从文一方面感到自己辜负了母亲的厚望，另一方面也觉得这种事情一旦传扬开去，自己无脸见人，于是给母亲留下一封信，悄悄的离开了芷江，决定远走他乡，重新做人。
    沈从文负气出走之后，曾在湖南常德逗留过一段时间，后来到保靖，在湖南军阀陈渠珍的部队呆过。此时沈从文受到一些得新文化风气之先的人的影响，开始向往北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在情感和生活上受过打击的沈从文见了太多的战争的杀戮和身边的朋友的生离死别，逐渐思考到人生的意义。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后来回忆道：“自己有幸活下来，实在是一种偶然，一种奇迹。与那些死去的人相比，自己这条命是白捡来的！与其在这半匪半军队伍里糊里糊涂混下去，不如拿这条捡来的命走出去赌一注看一看。”
    于是，1922年的一天，在前门火车站，从火车站走下来一个傻头傻脑的乡下小子，他呆呆的望着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和巍然高耸的北京城楼，不由感叹：“北京好大！”谁也无法想到，这个乡下小子，就是后来名震文坛的沈从文。沈从文来到北京一心想找机会进一所大学读书。然而他的学历极低，有没有金钱和人情打点，进大学读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来到北京不久，他身上的钱几乎就花得精光，只能靠一些好心的朋友的帮助和接济，有一顿没一顿地挨着。在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的表弟黄春生的帮助下，他在沙滩附近租了一间存放煤块的小房间住下来，开始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并结识北大的一些学生如陈炜漠，黎锦明，陈翔鹤等人。这年秋天，沈从文报名参加燕京大学二年至国文班的入学考试，结果一问三不知，得了个零分，连他上交的两块钱报名费也被人家退了回来。从此沈从文对正式进大学读书死了心，一面继续地在北大旁听，一面无日无夜德在那间他命名为“窄而霉小斋”的小房间写作，正式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被一个小女子“碎”了心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唱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新废邮存底》
    沈从文来到北京的最初几年，一直处于贫困，饥饿和写作的艰辛之中，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由于勤奋和写作上的天赋，沈从文的作品逐渐为人所知，在文坛上有了一定的名声，但迫于生计，常不得不卖文为生。1928年，在徐志摩的引荐下，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同意聘请沈从文为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的现代文学选修课---这件事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也堪称一绝，沈从文可能也未曾料到，当年他远走他乡，期望进大学而不得，现在居然能够以大学讲师的身份站在讲坛上。沈从文第一次讲课的经历，也是一件趣事：当他夹着讲义，低着头走进讲台，抬头望见满满一屋子的人，顿时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呆呆地站在讲台上站10分钟才回过神来。等到他终于可以开口讲课，预定一个小时的内容被他急匆匆地10分钟就讲完了。手足无措的沈从文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坐在台下听课的学生中，就有当年刚刚18岁的张兆和。张兆和出身名门，秀丽窈窕，被称为当时中国公学的校花，追求她的年轻男子不在少数。可是张昭和没有想到，台上这位羞涩，局促的年轻老师，居然也悄悄地爱上了她。无论是在讲台上上课，还是在校园里散步，张兆和的身影无时不在沈从文眼前晃动。有时沈从文情不自禁的来到张兆和的宿舍，想向她倾诉点什么，可是台下的求爱者沈从文像台上的老师沈从文一样笨嘴笨舌，言不及义，常常弄得张兆和莫名其妙。在人前不善言辞的沈从文终于忍不住，用他擅长的一支笔给张兆和写起情书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写就是4年时间。从沈从文进入中国公学讲学认识张兆和起，直到1932年夏天，沈从文亲自登门造访苏州张兆和的家，其间四年时间，沈从文没有间断的写信给张兆和。沈从文所写的这一大堆情书，也可以称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最终终于打动了张兆和的芳心，于1933年9月，与张兆和成婚。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这段恋情，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段佳话。然而，在当时的沈从文来说，这种苦苦追求而不得的经历，却是一种十分痛苦的体验。沈从文在发出一封又一封满载着他炽烈感情的书信之后，却得不到张兆和的一点回音。年轻的女学生张兆和并不了解沈从文，也难以理解他的老师这种痴情行为。既然她不能阻止沈从文写信，唯一的办法就是任期发展，不予理睬。患了相思病的沈从文于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把张兆和当成自己的“神”和崇拜的“主人”---“每次见到你，我心上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因而，沈从文越是得不到回音，思念越深，也越想知道张兆和的想法，于是写信越急。在张兆和哪儿，产生的效果却恰恰相反，她甚至害怕见到沈从文。有一天，张兆和去书店，瞥见一个长得很像沈从文的店员，以为沈从文也在店里，居然吓得拔腿就走。看来，痴情的求爱者沈从文是把张兆和给吓坏了。
    沈从文在写了将近一年独白情书后，既得不到张兆和的任何表示，又无法忘却张兆和，于是想到离开。1930年，在给张兆和一位非常要好的女伴的信中，他写道“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做。我只打算走到远处去，一面是她可以安心，一面是我免得苦恼。”在走之前，沈从文去向胡适辞行，在胡适的追问下，将事情的原委讲了出来。同时，沈从文找到张兆和的密友王莲华，希望从那儿知道张兆和的想法。并要求她转告张兆和，将收到的信还给她。在这种情形下，张兆和才不得不正视这件事。张兆和对待沈从文的态度也很有意思。在整个过程中，她似乎充当的是一个被动的被追逐者的角色，然而却丝毫不为沈从文的狂热所动，以至于沈从文在信中无可奈何地说：“互相在顽固中生存，我总是爱你而你总是不爱我”。文坛新秀沈从文在女学生张兆和眼中，与别的那些追求她的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她虽然有些同情沈从文，但仍不愿迁就他。在1996年公开出版的《从文家书》中，录入了一些张兆和当年的日记，记录了他对沈从文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沈从文有烦恼，同情，转向感动、爱的心理过程。可以说，当时不仅是张兆和不了解沈从文，而且沈从文也丝毫不了解在他眼中“如月如虹”的热恋对象，他仅仅像一个谦卑的“爱情囚徒”一样表达自己的爱意，却并不能知道张兆和的真实心理。
    在沈从文催要书信的情况下，张兆和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但由于害怕沈从文干出什么傻事，在好友的建议下，他找到胡适，将具体的情况告诉胡适并希望他把书信转给沈从文。在这种双方顽固地角逐的恋爱中，好心的护士充当了“媒人”的角色，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张兆和，并且不停的唠“唠叨”，夸奖沈从文是个“天才”，认为“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都应该帮助他”，极力促成张沈之间的关系。等他听明白张兆和的来意后，尴尬得住了嘴，指实说“他崇拜密斯张倒是真崇拜到了极点”，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关系自此似乎应该是一个转折。如果沈从文真的听了胡适的劝告，自此不再给张兆和写信，也许事情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实际情形是，当王华莲将张兆和拒绝沈从文的信转交给他时，可怜的沈从文当着王的面就难过的不断掉眼泪。尽管他也给张兆和写了两封措词颇为强硬的信，但他很快从极度沮丧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以一种强做的平静态度在此次恶心给张兆和，自称“过去的事”虽“使人也仍然十分惆怅，可是那已经成为过去了”，而且“爱不到人并不是失败，因为爱人并不因人的态度而有所变更方向，顽固的执著不算失败的”。沈从文就是以这种顽固的“执着”坚持爱着张兆和，并竭力以一种朋友和过来人的口气与张兆和通信。在张兆和这边，本来就对沈从文有所好感，他之所以保留着沈从文给她的情书，也是为其中的情感和才华所感动。在经历过这次“面对面”的交锋之后，他更深深的体会到沈从文对自己的神情，在日记中他写道：“我满想写封信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因此忧伤，告诉她我虽不能爱她，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他虽然仍旧没有什么表示，但一种不被察觉的爱已悄悄的在心中萌芽。
    1932年夏天，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当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不请自到地来到张兆和苏州家中探望她，同时也是正式向张兆和求婚。返回青岛后，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心中或：“如爸爸统一，就早点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在征得家人同意之后，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写道：”乡下人，喝杯甜酒吧！”从这以后，张兆俄开始与沈从文通信，从而结束了场打年之久的单相思，进入两情交契的阶段。1933年初，沈从文将张兆和接到青岛，1933年9月9日，两人在北平举行婚礼。

    最后一个“浪漫派”的婚外情
   “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过去生命中发生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数未来的生存方式？”等待回答没有回答。---《水云》
    在与张兆和的恋情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的执著和痴迷之深。他追求自己所爱的女人的方式，正如同对待别的他渴望得到的东西，坚定而且全身心投入，虽然充满某种谦卑和悲剧性的的激情，但却是撞到南墙也不回头。以一种常人的眼光来看，沈从文的邱爱方式未免有些戴淇和傻气。他只是一厢情愿的用笔倾诉感情，而且坚信自己最终将打动对方。他俄感情之长久和执著是常人难以想象和做到。在后来关于这件事的一些回忆文章中，沈从文一再谈到“理性”与“情感”，“计划”与“偶然”之间的矛盾。沈从文当初来到北京，就是孤注一掷的那生命作赌注，并且坚信“社会”以及人类的一切都可以依靠“科学”和“理性”“重新来过”，对于他来说，唯一可以作为赌注的，就是他的毅力和执著，是他对于美好生命的渴望和热爱。正因为此，他总是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出常人难以做到的执著和“顽固”。然而他唯一无法抗拒的，可能就是因为偶然的人事际遇而产生的感情”：“我想起“偶然和情感”，不免重新邮电部平。好像一个对生命有计划对理性有信心的我，被另一个宿命论不可知论的我战败了。”
    对张兆和长久的单恋，对于沈从文来说，常常是这样一种被“战败”的感觉，一种不由自主地迷恋与狂乱。他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这样描述：“想到她的时候，‘血就流走得快了许多，全身就发热作寒，听到旁人提到这个人的名字，就似乎又害怕又快乐。几经为了什么原因，任何书上都说不清楚，然而任何书上也总是常提到。‘爱’解作一种病的名称，是一个法国心理学者的发明，那病的现象，大致就是上述所及的。”而慎从文所以甘心情愿的被这种“兵”折磨，又是与他所谓的一种“崇拜女子”的思想有关。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生的“奴新的德性”。因而崇拜“首领”和崇拜女子都是一样的。在热恋的沈从文眼中，张兆和是“神”，是“月亮”，是“天空”，“我牡蛎望着，晚上做梦，总梦着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望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正如同胡适所说：“他崇拜密斯张倒是真到了极点。”或许正因为沈从文有这样一种审美主义的崇拜思想，他对张兆和的追求才会采取那样一种痴迷到有些呆头呆脑的方式。
    然而，对于“生命”，尤其是女性生命的“美”抱有原始崇拜的沈从文来说，婚姻并不会成为情感的终点，他一如既往的崇拜并迷恋着妻子张兆和，而同时，由于社会地位的改比娜，社会工作和社会交往的增多，在沈从文的生活中，一些女性所带来的“友谊的笑语和爱情芬芳”，开始让他迷恋让他困惑。
    沈从文的“婚外恋”是目前的沈从文研究中很少或几乎不涉及的部分。触及这一部分，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一种不敬。本文在此叙及，既不想去做人事上的考证，也不想对这些事情做无聊的隐私揭秘，而仅仅是想指出，沈从文在三、四十年代的这些事情遭遇曾经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沈从文本人和他的创作。事实上，沈从文40年代创作上的转变与此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同他对张兆和的单恋与追求，使得这一时期他的创作经常通过“不幸故事”来“排泄和弥补”，“受压抑的梦”，从而具有一种感伤和温柔的抒情风格；在沈从文陷入“婚外恋”的迷乱和矛盾中时，他的创作主题则试图通过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文字，来“保留这些‘偶然’倾入一个乡下人生命中所具有的情感冲突与和谐程序”。尤其是他在1941至1944年间写出的《看虹录》、《摘星录》与《新摘星录》等小说以及《烛虚》、《潜渊》、《生命》等散文，对这种感情体验都有所表现。以至于发表《看虹录》的《新文学》杂志的编辑不无讽刺地评价道：“沈从文近来的作风，似乎都想用人生问题的讨论开头，而后装入他那一贯的肉欲的追求，‘生命的诗与火的赞美’来结束。这作兴就是他的人生态度人生观的基本的流露吧！”而事实上，沈从文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1948年，在郭沫若所写的那片几乎是宣判沈从文在文学和政治上的‘死刑’的文章《斥反动文艺》中，就是以这些文章为例证，认为沈从文是“桃红色”作家的代表人物，是“作文字上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从而将沈从文打入十八层地狱---“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由此中断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
    沈从文本人对于这种感情采取的态度则是颇为坦率的。他超越了世俗男女两性的性爱，而将这种体验看作是一种对于生命的深刻认识与领悟：“最奇异的是这里并没有情欲，竟可以说毫无情欲，只有艺术。我作出的地位完全是一个艺术鉴赏家的地位。我体会的只有一种生命的形式。”在1942年写作的《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一文中，他用他独特的语句，直接讲到了4个女人给自己的影响与印象。
    大约是1931年，沈从文刚到北平，有一次替亲戚带个小礼物去某一个很阔绰的人家，恰巧主人不在，于是一边等主人回来一边与这人家的家庭教师聊天，两人聊得很融洽，临走沈从文送给女家庭教师一本书。不久，两人又在另一个地方相遇，敏感的沈从文注意到对方夹衫上的颜色花朵，与他小说中所描述的一样。在聊天中，那女孩想要向沈从文探问点什么，又不便启齿，于是借谈文学感慨：
    “美的有时也令人不愉快！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与那人分手后，沈从文心中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由此，沈从文开始意识到这种感情的“危险性”，他企图通过不断的协作，通过家庭责任感以及挑剔对方的一些“缺点”来逃避这种感情的倾入。“不过我虽能将生命逃避到一书中去，可无从离开那个环境。环境中到处是年轻生命，到处是“偶然”。大炉边的闲坐，谈话中的机智与默契，以及“一种目光的注视，一点混合爱与怨的逃避，或感谢与崇拜的轻微接近”......从“友谊”到“爱情”，常常是沈从文逐渐进入“一个激烈的战争中，即理性与情感的取舍”。他希望通过“一个朋友所能尽的力的方式，‘在友谊上用最纤细感觉接近纤细反应’来回应对方给与自己的感情，同时也平衡自己处于家庭与情感两难时的失衡状态。结果使“偶然”们感到“个人所期待所需要的还只是一种具体生活”，怀着一种失望，最终都离去。
    应该说，沈从文在这种感情上表现出来的迷恋与犹豫参杂的态度，与他的某种绅士作派和文人风度是有一定关系的。尽管沈从文是一个“白手起家”，通过个人奋斗跻身文坛的“乡下人”，但在他的文化味和生活情调的取向上，都倾向于一种“贵族”气派的文人风范，一种优雅而风流的文化品位。从他的交友对象可以看出这一点，如他的朋友大多是一些当时被人们视为“上流社会文人”的人，如徐志摩、林徽音、废名等。他能够成为崇尚“名士风度”的“京派”的中坚人物也正出于此。而所谓的绅士风度和文人做派往往与中国传统文人的“风流”相关，而这种风度不仅不排斥“红颜知己”式的情谊，反而将此作为某种风度的标志---当然，这种说法也仅仅是一种臆测而已。可能最重要的事，沈从文的极为传统的“女性观”。从他的作品和他对待女性的态度来看，沈从文从没有摆脱过传统文人的女性观，将女性视为“美”与“情”的对象，而并不考虑她们的独立思想和现代气息。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沈从文身上，又具有一种似乎是现代艺术家的天生的领悟力。传统的“美”被转化成一种极具现代色彩的生命体验。此时沈从文面对的，完全不是“偎红依翠”般的情调，而是对生命本身的领悟和感受。他试图通过个人的生命体验去达到某种普遍的生命形式，并以文字将这些感悟表达出来，凝固起来。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真正体会到沈从文的具体心境，然而通过一些充满诗意的文字，那些曾经深刻地感动了沈从文的东西，仍然能够打动我们。他通过文字将那些短暂的情感保留了下来。
    那些沈从文曾经爱过的人真是有福了。50多年前的沈从文写道：“时间带走了一切，也带走了生命中最辉煌的青春，和附于青春而存在的羞怯的笑，优雅的礼貌，微带矜持的应付，极敏感的情分取予，以及那个肉体的完整形式，华美色泽和无比芳香，消失的即完全消失到不可知的过去里了。然而却有一个朋友能在印象中保留它，能在文字中重视它......”对于那些曾经刻苦铭心的感受过情感的分量的人，或许这是唯一的慰藉与酬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