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在我国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明人无名氏(一说为姚茂良撰)传奇《精忠记》中的岳飞更是一个赤心报国、义胆忠肝的贤能将领，他既勇与强虏沙场征战，使金酋闻风丧胆，又敢于与奸佞做面对面的斗争，坚强不屈，是一个忠勇耿介的盖世英雄形象。
面对南渡偏安的局面，岳飞怒发冲冠，一腔怨愤，念念不忘平金中兴之大业。岳飞看到“蛮夷猾夏，边界惊惶，宋室南迁，二帝有蒙尘之耻，举族北辕，诸臣无靖难之功”，不胜忧虑。即使是在“丽日开晴，和风扇暖”的赏春之时，岳飞亦不为暂时的所谓“国祚雍熙，时和岁稔”所陶醉，而是无时无刻不想着中兴统一大计：“居安岂可忘危，宝剑长磨，忠肝义胆谁敌?直待要扫荡胡尘，方遂我平生豪气。”一旦朝廷降旨，命岳飞“率百万之师，决千里之胜”时，岳飞不胜欣慰，以为报国之时终于到来，他一腔豪情：“荷皇朝诏委微臣，敢捐躯答圣恩。怎容蠢尔成边衅，惟赤胆秉忠贞。”岳飞首先是一个忠臣，尔后才是一位民族英雄、杰出的爱国将领。这是因为在封建时代，忠君和爱国差不多是连在一起的，而历史上的所谓民族英雄，亦是指历史上的人物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下的政治、军事态度而言。“精忠”与“报国”是不能割裂开来的，不然就失却了岳飞形象。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目光去看待历史，岳飞无疑近于愚忠，甚至当得上是封建纲常秩序的楷模了。然而，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民族自决权》，见《列宁选集》第二卷512页)因此，必须将岳飞的“精忠”与“报国”合为一体来看。封建时代君临天下的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忠”与“奸”的对立，也要从这里来分野，尽管皇帝的个人品质和政治倾向有所不同。否则，对岳飞这一艺术形象就很难理解。如他在边陲大破金兵，连连获胜之时，因奸相秦桧与金邦曾有密盟，竟施奸计，欺蒙圣上，以十二道金牌催召班师。岳飞回到临安就被秦桧阴谋下到大理寺狱中。他还亲自修书召回驻守在朱仙镇的二子岳云、张宪，结果父子三人一道尽忠全孝，被秦桧指使万俟高杀害于风波亭上。岳飞痛恨的是奸雄佞臣秦桧、万俟高之辈，而不是皇帝。在惨遭酷刑之后，岳飞猛然想到：“争奈我有两个孩儿，把军马扎住朱仙镇上，他若知我受此冤屈，必然领兵前来报冤，那时难全父子忠孝之名。”为什么前来为父报仇就忠孝两不全了呢?一则兵临京师临安，必被谋反犯上之罪，岳家忠勇功勋，毁于一旦；二则岳云、张宪果若领兵前来，必然造成内乱，金邦这一外患亦必乘势袭扰，恐怕国家就要面临更大的灾难了。故岳飞不得不满含悲愤，修书召子。这悲剧性的情节应该说是真实而动人的，岳飞的着眼于大局，置个人家破人亡于不顾，为国家利益而牺牲全家性命的精神是崇高无比的，也是可歌可泣的。岳飞的妻子张氏，女儿银瓶后来也因完节而自杀身死，同样以死来昭示了对朝廷的坚贞不渝，对奸臣的宁死不屈。岳飞被陷害身死之前，他的内心似有所醒悟：“埋没英雄，枉存忠立节，暗损威风，空忆紫泥封，谁谅我孤忠。”但这种醒悟只能停留在一定的限度上，他是永远不会怨恨皇帝的。
势倾朝野的奸臣，谗害起忠良来，不仅是捣鬼有术，也的确有效，因为皇帝的偏听偏信，奸佞的罗织罪状，往往是一拍即合的，这是构成忠良们悲剧命运的通常逻辑。活着的岳飞在疆场上叱咤风云，威名远震，但他在君臣关系上却只能是唯命是从，充其量发一番浩叹而已。只有在冥间，他才有所感悟，但要复仇雪耻，仍然只能将一腔怨气倾注于奸臣贼子的头上。这样的描写是符合人物形象的性格的，因此也是真实可信的。
岳飞对班师的旨意曾经踟蹰再三。当岳云说到“今统大军，深入虏境，虽有班师之命，而一旦遽尔回军，只恐金人乘势复入，将有不测之变，那时悔之晚矣”时，岳飞叹曰：“我岂计不及此，朝廷旨意奈何?”这说明岳飞奉旨南下之时内心非常矛盾，即是所谓“心中无限事，天意竟如何!”皇上的意旨就是天意，不仅不能违背，甚且不容迟缓。在河北父老挽留岳飞，请岳家军乘胜收复失地时，岳飞无可奈何地说：“不是我要回京，是朝廷主意。”待十二道金牌宣诏催逼之时，岳飞对岳云、张宪说：“孩儿，朝廷诏我如此紧急，不免就此班师便了，只是我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飞已经想到误国奸臣从中作梗，故留下二子驻守朱仙镇，自己先行赴临安。他其实对奸佞的力量估计不足，甚至还幻想着“博得个衣紫腰金，朝野为卿相”的美好前程。抵瓜州地面时，岳飞顺路去看望金山寺住持月明和尚。故人相见，倾心交谈。月明和尚觉得岳飞气色不好，恐有不虞之灾。岳飞又称自己梦见“二犬争言”，月明和尚释梦说“必有牢狱之灾”，岳飞此时还不以为然：“我有济世经邦，一点丹心托上苍。虽有奸邪党，怎把我精忠谤。勋业世无双，净边疆，裂土封侯，拜受君恩贶，图象麟麟万古扬。”这种幻想自在情理之中，忠于朝廷，又建奇功，岂有不受皇上旌表之理?直到由万俟高出面审问岳飞，用尽酷刑，存心加害之时，岳飞才略有省察，分明是奸臣贼子沆瀣一气，着意陷害忠良。岳飞长叹：“父子三人历战场，要平金静扫边疆，徒劳意攘。我那圣上呵，自坏了金汤保障，冤屈怎当。”很显然，这里对圣上的埋怨，完全出于对国家的忧虑，非是仇恨之言。岳飞的仇恨只在奸臣贼子身上。这仇恨一旦咬住，做了鬼魂，复仇精神仍不泯灭。使秦桧阴谋败露，东窗事发的力量虽然来自神灵，但那也是岳家一家人“幽魂不散，怨气冲天”的结果。幽冥教主地藏王的出现，可以看作是理想化的描写，同时未尝不是岳飞英灵的力量显现，它仍然是岳飞性格的必然发展。地藏王化为疯僧叶守一，彻底揭露出秦桧夫妇的罪恶，这是作品中最痛快淋漓的笔触。它使人们感到，岳飞英灵不散，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类似描写，丰富了岳飞形象的性格力量，使这位盖世英雄的形象更加完整。
岳飞，在古代戏曲小说中多有描写，而《精忠记》中的岳飞自有其独特之处。这个形象虽是气吞山河的盖世英雄，却充满了人情味，这体现了作品极饶民间色彩。在第二出《赏春》中，岳飞唱了一支〔醉翁子〕：“何须舞柘枝，歌翻金缕霭和气，一门长幼无虞，莫辞重整金罍，尽醉方归兴有余。”面对大好春光，唤出妻子女儿赏春，以享天伦之乐。若一味写岳飞的“怒发冲冠”，“壮怀激烈”，人物反显得没有人情味。岳飞奉班师之旨时，与天使大人单骑回京，他嘱命岳云、张宪回去拜上母亲妹子，不要挂念；只身进京罹难之时，岳飞时时牵挂妻子儿女。英雄亦有情，而且非常深切，这样写不仅使人物立体化，且也为亲手修书召回二子张本，岳飞原是怜子的大丈夫，所以父子三人同归黄泉，那也是为国家为朝廷着想，实出于无奈。风波亭上“同尽”一出戏，显得格外悲惨，令人不忍卒读。日人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称道此剧说：“曲词质朴道劲，以关目情节胜，壮烈悲愤，令人不觉裂眦。”此评用在岳飞这一艺术形象身上，也是十分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