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是我国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早期的离经叛道者。他并不是有意识地反叛封建制度，而是对封建社会里视为神圣的东西感到厌倦；除了使自己尽量生活得愉快一些以外，他没有别的生活目的。而且，他所追求的愉快，在很多方面只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满足；这不但在封建社会里被视为违背“天理”的“人欲”，在今天也被人们视为卑下的情欲。然而，这样的艺术形象在当时的文学作品里出现，却是对人生的严肃思考。
在《红楼梦》中，他是非常有权势的家族贾府里的备受宠爱的公子。他的曾祖父贾源封为荣国公，贾源的哥哥也封为宁国公。宁、荣二府世代富贵。在宝玉活动的年代，曾祖父和祖父虽已去世，祖母却还健在。伯父贾赦世袭一等将军：父亲贾政任为工部员外郎，后又任学政：大姊元春更被选为贵妃。整个家族正处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阶段。祖母——贾母在几个孙子中特别喜欢宝玉，因而他从小跟在祖母身边，经常与女孩子——姊妹与表姊妹——一起玩。后来家里起造了一个别墅——大观园，他就跟这些女孩子一起住在园里。贾政虽然想他读书上进，但由于贾母的溺爱和自己的繁忙，也很少管他。同时，这家族由于长期安富尊荣，其子弟早已只贪图享乐而没有奋发的精神了，跟他们来往的也都是些纨绔子弟。宝玉偶而和外界接触，也不过是与这些人鬼混。
这样的生活环境，使贾宝玉成了“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人物。但另一方面，也就使得他的自然人性较少受到桎梏。
在七、八岁时，他就公然宣称：“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其实是一种性的早熟，或者说是一种性意识的朦胧的觉醒。包含在这些荒谬的话语里的，乃是对异性的爱好和追求。在一般情况下，家长本来不会对之不问不闻的，但贾母等人却恰恰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不久，他的表妹林黛玉由于母亲亡故，被贾母接来贾府生活，跟宝玉“一桌子吃饭，一床上睡觉”，于是他跟黛玉的感情很快发展为爱情，黛玉成了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存在。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干干净净的收着等姑娘吃。……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我替丫头们想到了”。不但如此，在某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还被带到侄儿媳妇秦氏的卧室去午睡。在那里，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与一青年女子可卿结为夫妇，发生了性行为。作者特别介绍，秦氏的乳名也叫可卿。所以，这种写法其实是隐喻宝玉对秦氏有着某种性的渴求，以致做了这样的一个梦。后来秦氏死了，宝玉在睡梦中听到秦氏死讯，“连忙翻身爬起来，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来”。宝玉对秦氏的这种非同一般的感情是应该跟那个梦联系起来思考的。而在那个梦醒来以后，他就跟服侍他的丫头袭人试验了“云雨倩”。
可以说，贾宝玉的自然人性中的这个部分——性的欲望——并没有受到严酷的压制。它的自然发展导致了他对许多少女的深切的爱护和尊重。藕官因给死去的一个好友烧纸钱，被大观园里的老婆子看到了，要拉去受责罚，他就起而保护；平儿因贾琏和王熙凤之间的矛盾，无故受了委屈，他真诚地为她悲哀，并以能帮助她做些事情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入画和司棋先后被赶出去了，他难受得“如丧魂魄一般”；诸如此类的事，在书中随处可见。而这些女孩子跟他都没有很多交往，他对她们也根本没有野心；其实，不要说她们，就是他自己屋里的、跟他极为密切的晴雯，一直到死都是女儿之身。所以，他批判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并非徒为大言。
然而，他对女孩子们这种深厚的、在绝大多数场合并无肉欲成分的感情，根本不是与性欲无关的东西；恰恰相反，乃是性欲的转化。贾宝玉在梦中所遇到的警幻仙子为它创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称——“意淫”。她对宝玉说：“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这其实就是曹雪芹自己的观点。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把这种现象解释得很清楚，只好说“惟心会而不可口传”不过，他已经认识到“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因此，“意淫”跟“皮肤淫滥之蠢物”的“淫”，当然都出于“一理”，也即不过是性欲的不同表现形态罢了。就这一点来说，宝玉对女孩子们的这种感情，虽然似乎是无私的关怀、爱护，实质上仍然是从自己出发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转化了的性欲。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竟把满足这种欲望作为生活的重要目标，生命的价值之所在。在十九回中，他曾袭对人说：“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到了三十六回，又进一步说：“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把这两段话的意思综合起来，那就是：活着的时候能一直与那些女孩子们厮守在一起，相亲相爱，死的时候，她们为他感到无比的悲哀，那样，他的生命就获得了最高的价值，远远超过“死谏”、“死战”的忠臣节士的生命价值。
由此，就暴露了贾宝玉的价值观念与封建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差异。“文死谏”、“武死战”，在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中被认为最有价值的死，因为那是为封建统治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肯定这样的死，就是肯定封建社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轻视这样的死，则必然要与这一系列基本原则发生矛盾。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袭人批评他说：“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作‘禄蠹’；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为了敷衍袭人，他口头上承认“那原是那小时候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但在思想和行动上毫无变化。“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劝导，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在曹雪芹的时代，儒家思想早就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封建社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都是体现在儒家的著作中的。现在把那些书斥为“混编纂出来的”，全部烧毁，这同时也就使那些原则失掉了依据。自然，《四书》他没有烧，但他在《四书》里所肯定的，却只有《大学》里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句。光是这一句话，爱怎么解释都可以；你可以把“明德”理解成封建道德，我也可以把“明德”理解成另一种道德。因此，只承认这一句，也就可以按照他的需要，任意取舍那些原则。至于“读书上进”之人，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骨干力量，他却一概加以排斥；那也显然是与封建传统观念相违背的。
总之，贾宝玉对封建传统观念并不完全承认，至少对其中的一部分是怀疑甚或否定的。从他的生活态度，可以看出他是我国封建社会早期的离经叛道者。
不过，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他是先感到封建传统观念中的这部分不合理，不愿接受，才采取这样的生活态度的呢，还是先采取了这样的生活态度，然后因封建传统观念中的这部分与自己的生活态度不相合，才进而对之不满的呢?我想，应该是后者。
贾宝玉与他父亲贾政的一次最剧烈的冲突是这样引起的：有一次，宝玉到母亲王夫人房里去，王夫人正在午睡，丫头金钏儿在旁边捶腿。宝玉见了她，“就有些恋恋不舍的”，把香雪润津丹塞在金钏儿口里，上来便拉着手，悄悄的笑道：“我明日和太太讨你，咱们在一处吧。”金钏儿说：“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又叫他“往东小院子里拿环哥儿和彩云去”(环哥儿为宝玉弟弟，彩云为另一丫头)。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去吧，我只守着你。”王夫人只是假装睡着，听了他的话，就起来打了金钏儿两个嘴巴子，把他赶了出去。金钏儿由于羞愤，投井自杀了。贾环就向贾政诬告，说金钏儿是因宝玉逼奸不遂而死的。同时，宝玉因忠顺王府的戏子蒋玉菡“妩媚温柔”，对他“十分留恋”；蒋玉菡因与宝玉“相与甚厚”，“竟三日五日不见回去”(按，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贾宝玉在某种程度上是把蒋玉菡当女孩子看的)，忠顺亲王也派人来告状。二罪并发，贾政就把宝玉打得死去活来。事后林黛玉来看他，“抽抽噎噎的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宝玉听说，便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贾政之差点把宝玉打死，当然是因他的这些行为违背封建道德；但宝玉却显然不是因对封建道德或别的封建思想原则不满才对金钏儿和蒋玉菡采取那种态度的，他之所以如此，只不过是因为爱恋这些人，以致甘心为他们而死。
所以，对贾宝玉可作如下的概括：在特殊的生活条件底下，其自然人性中的性欲溶化为“意淫”，并把“意淫”的满足作为最大幸福和愉快，他的这种生活态度与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对人的要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如果按照那样的要求去做，他就将失掉他的最大幸福和愉快，这是他所不愿意的，因此，传统观念中的相应原则——包括“读书上进”、“文死谏、武死战”等等被认为理所当然甚至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都不能吸引他，只使他感到厌倦或者厌烦；由此又加剧了他跟封建传统观念的冲突。他与林黛玉之间的爱情，也是因此而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如上所述，他与林黛玉本是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只是由于他的性早熟，这才很早地转化为爱情。而当他的思想跟封建传统观念发生了矛盾以后，只有林黛玉跟他在思想上是一致的，从而使他对黛玉的爱更其深固难徙，——“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话，所以深敬黛玉”。
作为艺术形象，贾宝玉在清代乾隆时期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体现在这形象中的追求自然人性的发舒和生活欲望的满足的精神，乃是晚明进步文学的传统。袁宏道说：
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徐汉明》)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为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此又一趣也。(同上卷十《叙陈正甫会心集》)
“趣”是袁宏道给予很高评价的人生境界。但是，为什么“品愈卑”、“所求愈下”反而会接近或达到这境界呢?明代中叶以后，被先秦儒家所批判的“食色性也”的观念重新抬头；“酒肉”、“声妓”就是“食色”。所以，这段话的意思是：“所求愈下”就愈是出于自然人性，而出于自然人性的生活欲望则会导致“趣”，因此是值得肯定的。这段话也可视为对追求“意淫”的人生的肯定，因为“意淫”跟声妓并无本质的差别。袁宏道在上一段话里肯定的“自适”，则正是自然人性的发舒。有趣的是：他所说的这一种人跟贾宝玉颇为相似。贾宝玉也谈禅，还写过“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的偈子，但戒行是完全谈不上的。“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对宝玉完全合适。他“潦倒不通世务”，“天下无能第一”，这也就是“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他只想跟女孩子厮混，何尝想到社会上去得罪人?但正如警幻仙子所说，这种“意淫”的人，“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因而与袁宏道所说的“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实也可前后辉映。由此看来，贾宝玉的形象乃是晚明文学进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在这样的进步传统中，也就包含着对于人生的严肃思考；到底怎样的人生是合理的?是合于人性的、自适的人生呢，抑或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