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别史”所采用的体裁之一。编年，就是按照年月日顺序来记载历史事件。相传为孔子编写的《春秋》，就是鲁国的编年史；西晋时在河南汲郡古墓中发现的先秦史籍《竹书纪年》，也是采用的编年体，可见这是最古老的史书体裁之一。汉魏以后，许多重要的“别史”也都采用编年的形式，如历代皇帝的起居注、实录，以及荀悦的《前汉纪》、袁宏的《后汉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夏燮的《明通鉴》等。这种以时间为线索的叙事方式，最切近历史事件本身的演进规律，也最符合中国读者线性思维的模式，因此至今不废。编年体虽然有线索分明的优点，能从时间上给人以完整的历史概念，但也有明显的缺点，因为同一时间发生的史事不只一件，既然要按照时间顺序来一一叙述，某一历史事件发展的连续性就势必被割裂开来，这就造成了记事前后割裂、首尾不能连贯甚至支离破碎的结果，如《资治通鉴》记南北朝时“侯景之乱”，中间就插入了许多与此无关的人和事，要等读者耐着性子，按年月读下去，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才显现出来；再者是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典章制度的原委难以叙述得清清楚楚。所以，尽管儒家经典《春秋》采用编年体，但历代“正史”却没有依样画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