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先生，是叶绍钧一九二四年作成的短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的主要角色，是江南城镇的一名小学校长，典型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形象。
一九二四年九月的江浙战争，直系军阀与反直系军阀之间的火并，把战火很快引向潘先生的家乡兼供职所在——让里。在这个穷兵黩武的年代，作为一个城镇小学校长，潘先生的选择是极有限的。他收拾了家什，寄存在各类名目军阀都不敢惹的洋人的教堂“红房子”中，又打点细软，急不可待地带着一妻二子奔往自以为“什么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的上海，开始逃难的历险。小说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潘先生一家抵达上海，从挤下火车到寻找旅馆住下的过程。下车之前，为了应付“挤”，他对妻儿作了一番细心部署，周妥调排；下车时他奋战于拚挤，惶急地指挥着妻儿；下车之后，妻与子被人流冲散，他又是那么惊慌失措，“家破人亡之感立即袭进他的心门，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好容易寻得了妻儿，他马上就转忧为喜，舒畅地吐出“现在好了”的喟叹。继之，他蓦然觉得自己在乡里毕竟是个大家都知道的体面人物，似乎即使在难中，还得保住几分威严和矜持。于是，便摆出“老上海”的架势，斤斤于一两个铜子的车费的讨价还价，以及在旅馆装腔作势的要饭要酒。人们是很容易想象出他当时对付一斤绍兴酒，一毛钱熏鱼的情景的。他迷迷地笑着，有滋有味地在品尝酒肴的同时，更有滋有味地回味着刚刚过去的惊险，自喜心思灵捷，自信有着独到的保全自己的法子。
气味讨厌而价格又昂贵的住处，尤其暑期将尽开学在即的日程，终于使潘先生在上海住了一夜后心里又“烦乱”起来。保全全家性命和保住校长饭碗，显然将他推入两难之中。不过，“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从利害远近种种方面着想”，已经经历的好运气又驱使他对运气有了进一步的期待。——将妻儿安顿在上海，自己只身回让里，一方面可以察看和照管留在家里的东西，另一方面可向教育局表示自己的忠于职守。就这样，他的烦恼被搁置一旁了，又回到了家乡。回让里后，潘先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起草开学通知书，一是向红十字会索取会旗与徽章。在做第一件事时，他摆出一副热心教育的姿态，在通知书上声称什么“子弟的教育犹如布帛菽粟”，“是地方和国家的荣誉”之类。其实，他对于学生上学与否“并不留心”，他自己的饭碗倒是万万不可丢失的。在做第二件事时，他俨然是慈善家，又是“缴纳会费”，又是宣称愿意将学校空房“作为妇女收容所”。其实，他的慈善有严仄的指向，仅仅是为讨得洋人这个护身符罢了。学校侧门的红十字会旗帜，挂到了他的家门，他口袋中的红十字会徽章，是留着的，“一个是她的，一个是阿大的，一个是阿二的。”
当风声更紧时，潘先生仍然为生命担忧起来，他想：“这徽章虽说有用处，可是没有人写过笔据，万一没有用，又向谁去说话?——枪子炮弹劫掠放火都是真家伙，不是耍的，……”于是他一头钻进“红房子”乞求洋人的庇护。进了“红房子”的潘先生，便有了“到了家一般”的安全感。在那里他出乎意外地遇到也在避难的教育局长。即使在这种看来张惶的场面，潘先生有失措的举止，却还没有忘却如何取悦于上司。因为这为将来计，终究是必要的。此时，小说别出心裁地穿插了一段关于秋夜蚊蚋的描写：“小院子里长满了草，是蚊虫同各种小虫的安适的国土。厢房里灯光亮着，它们齐向那里飞去。四位怀着惊恐的先生就够受用了；扑头扑面的全是那些小东西，蚊虫突然一针，痛得直跳起来。又时时停话侧耳，惶惶地听外边有没有枪声或人众的喧哗。”这实在是一些被吓破了胆的人物，病态的敏感，病态的虚弱，萦系于他们心中的不是周遭惶惶然的避难人群，也不是他们作为教育界中人的职责，唯有他们一己的安全和太平。对潘先生来说，他的关心有所伸延，他还想着“远在上海的妻儿”；“不知道他们可安好，不知他们出了什么乱子没有，不知他们此时睡了不曾”。
战事的平息，揭开潘先生给人们的最后一幕。他是悠然自得的，过去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虚惊一场，一切又都将回复太平。小说的结尾尤其别致。在筹备欢迎杜统帅凯旋的事务中，旁人推举潘先生书写颂匾，他觉得这当儿很有点滋味。“拉夫，开炮，烧房屋，淫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等战争惨象如同影片一样在他眼前闪过，但那只不过是“一闪”而已。继之，却违心地挥毫大书“功高岳牧”、“德隆恩溥”之类的谀词闹句。
潘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精于算计的角色，政治上的麻木不仁和生活态度上的随遇而安是他的最突出的色彩。作家暗示过军阀混战对于他的磨难，但作家似乎更着力在揭发他卑怯自私的本性。他永远在庸俗猥琐的生活中打滚，求那“差堪自慰”的满足，除了保存自己，生活的其它原则于他是可有可无的。他的全部滑稽相，并不因为他缺乏理智，而大抵取决于他的某种适应生活的能力和方式。他有着又酸又臭的灵魂，然而确实也是过去那个庸俗猥琐时代的产物。
不同于“五四”时期一般作家，叶绍钧在步入文坛之前就能在生活经验和文字修养等方面有了些准备。他冷静地谛视着人生，他写潘先生留意于将自己表示主张的部分减少到最低限度。他自然希望人们不至误解他的人物，可是他却让他的人物的所有特点在情节展开过程中，用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心理，合乎逻辑地突现出来。他无意于干预他的人物，因为他的旨意是明确的，过多的对于潘先生的主观切入，就超出了讽他一下的范围了。他些微的同情和朗然的轻蔑的态度大体是寄寓在朴实无华的刻画与描写之中的。许多论者称誉过作家选取和运用潘先生典型细节的功力，很有见地。故事开首潘先生挈妇将雏“挤”于人流中的文字，堪称著例。作家圆熟生动地运用了一系列典型的细节，诸如部署“一字长蛇阵”，不断摇手臂“打电报”，“用黑漆皮包做前锋，胸腹部用力向前抵”的挤的姿势以及“对着前面的人的后脑叫喊”，向妻儿打招呼的窘态等等，都极细腻地勾勒出人物为了自己身家利益而精于算计的性格特点。同时，潘先生的那副狼狈的神态，隐含的情趣无疑是幽默的，这就正体现了作家要“讽它一下”的写作主旨。
潘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小市民知识分子灰色人生的较早代表形象。茅盾在一九二八年写的《王鲁彦论》中指出：“在叶绍钧的作品里，我最喜欢的也就是描写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几篇；现在还深深地刻在记忆上的，是那可爱的《潘先生在难中》。这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利己主义，Precaution，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丽又喜，等等心理，描写得很透彻。这一阶级的人物，在现代文坛上最少被写到的，可是幸而也还有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