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猛，在柯云路一九八〇年的处女作《三千万》中出现的时候，是一位刚刚官复原职的省轻工业局党委书记兼局长。
“文化大革命”前，“他以果断执着在全省闻名，曾有过许多美传”。这次，他刚披挂上阵，就碰到了大难题，即审查维尼纶厂追加的三千万元预算。维尼纶厂是个建设十年还没竣工的“胡子工程”。最初的总概算是五千万元。十年来一再追加，已经花去一亿五千万元。目下，他们提出了一年内扫尾竣工，但需追加投资三千万元的申请报告。一个总概算仅五千万元的工程，要花三千万元扫尾竣工，实在太不像话了!于是，丁猛亲自来到维尼纶厂实地调查，下决心压缩这个预算。
丁猛形象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那种敢于向现状挑战以及韧性的斗争精神。丁猛清楚地知道，压缩投资是当今最难的事情，连计委、建委，甚至国家都没有办法。谁都说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现状”。“但他就是要在这上头试一试，冲一冲这个谁也不敢碰的‘现状’”!果然，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丁猛从一开始就感觉到有谁张开了一张网，罩住了一切，使他根本看不到实情。罩网者不是别人，正是维尼纶厂党委书记张安邦。丁猛决心打破这张无形的网，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为此，他请预算专家钱维丛出山，将维尼纶厂的所有“预算书”、“计算书”逐一加以审查。一方面预算中的破绽不断被发现，另一方面，张安邦正加紧活动，企图阻挠钱工、其实是丁猛对预算的审查。审查的结果是三千万被砍掉一半。这下子张安邦急了。少了一半，那有关的方方面面怎么摆得平?他决心“背水一战”。他先是对钱工施加压力，通过他在省组织部工作的妻子不让钱工回北京。接着又和省建九处的谭处长谈了话，作了必要的暗示，此外，他还把许多社会关系不露痕迹地动员了起来。一时间，各方面的压力汇集在一处冲着丁猛劈头盖脑地猛压过来。这位在抗日战争中扛过枪、“文化革命”中受过磨难的老局长当然不会被吓住。他轻蔑地冷笑着，将所有这些压力“一肩扛住了”。在厂党委会议上，丁猛把围绕“三千万”发生的事情全部抖落出来，严厉地指出：“用国家的钱扩大个人的政治资本，你们的书记张安邦同志就是个典型。”会后，丁猛还同张安邦个别谈话，但张安邦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要报复，要跟丁猛继续较量。他的办法是外出开会、住院看病，一句话，撒手不干。其目的是让工程冻在那里，到时候，他再卷土重来。但谁知丁猛不吃他这一套。他当机立断，亲自去省城找建工局落实施工力量。他终于做通了建工局党委书记马斌和谭处长的思想工作，解决了问题，使张安邦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在要不要追加“三千万”的明争暗斗中，丁猛敢于向“现状”挑战，“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丁猛形象在黑暗“现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明亮，闪射出异常耀眼的灼灼光彩。
实事求是刚正不阿是丁猛形象留给读者的又一比较深刻的印象。对三千万元追加预算的审查，说到底，主要就是看其中是否有弄虚作假，是否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丁猛向来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事工作。他对弄虚作假恨之入骨。你们看，当他发现维尼纶厂的临时食堂其实是一个大型俱乐部时，就严厉地责问张安邦：“现在是七九年了，知道吗?……为什么还弄虚作假?”并且又严肃要求他：“你先写个检查——搞临时食堂——准备接受处理!”“……然后，再打个报告——申请盖俱乐部，送局里批。”在丁猛看来，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绝对不允许有半点虚假。
维尼纶厂党委书记张安邦是丁猛一九六五年亲自在一个纺织厂培养和提拔的干部，开始审查“三千万”时，他还满怀着“相信他会配合”的希望，但后来事实证明事情并不像他预料的那样。他却是丁猛审查工作中的最大障碍。按照“现状”的要求来说，自己的老部下出了点问题，开一只眼闭一只眼，高高手过去就算了，犯不着一本正经。但这在丁猛却不行。不要说徇私舞弊，就连这样的忿头也丝毫不曾有过。所有的只是一心想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实事求是，精打细算。于是，他便同以张安邦为代表的所谓社会“现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的这种不徇私情、刚正不阿的精神格外难能可贵。
丁猛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努力恢复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在作品里，他显然是作为党的代表和化身出现的。但丁猛形象却并没有给人以理想化、概念化的感觉。这主要是因为作家在刻划这个人物形象时，完全从社会的实际生活出发，使人物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故事发生在一九七九年。当时社会生活的特点是：一方面，三中全会已经胜利闭幕，党的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正确路线正在开始发挥它的无比威力；另一方面，由于十年浩劫，使社会生活变得复杂而麻烦，产生了被人们统称为“现状”的种种阴暗面，这就是作家据以塑造丁猛形象的矛盾、复杂的社会实际生活。王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实际生活中，丁猛同他的对手，同社会“现状”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并且在围绕“三千万”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这是党的正确路线指引的结果。但最后他又不得不被调离轻工局，这又说明“现状”这张网是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可以彻底冲破的，更艰巨的斗争还在后头。由于作家注意从实际生活出发塑造丁猛形象，因此写来十分真实、自然，令人信服。
另外，作家在矛盾斗争中通过丁猛本身的言行正面刻划他形象的同时，还注意通过他对其他人物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来侧面烘托他的崇高形象。小说最后写到，马斌对丁猛说：“你在三千万上一认真，叫醒了多少人?钱工，搞预算的白莎，聂厂长，九处的谭处长，还有我，……我同意你的话，要改变现状，只差一点东西，那就是工作。”丁局长以他扎扎实实的工作叫醒了这些人，而他自己的崇高形象也因此而得到了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