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冶是陆文夫一九八三年中篇小说《美食家》中的人物。
朱自冶在苏州拥有父亲留下的偌大家私。父亲是很精明的房地产商人，在上海开房地产交易所。抗战初，一颗炸弹落在上海他家的屋顶，全家只有朱自冶因到苏州外婆家吃喜酒才幸存一命。从此朱自冶继承遗产，成了房屋资本家。可他对营造建木和经营管理一窍不通，“连自家究竟有多少房屋，坐落在哪里，都是稀里糊涂的”，收房钱也都委托经纪人代劳。
这样一个不学无术，靠遗产过日子的寄生物对于“吃”，对于烹饪却有着丰富的知识和超人的经验。如同有人以追求财富、有人以热衷名利为人生目的，朱自冶全部生活内容的热情指向是“吃”。他“好吃成精”，每天擦黑起身赶到“朱鸿兴”吃“头汤面”，随即又到閶门石楼蹲茶楼，和聚集在一起的吃友回味昨天的美食，评论得失。中午又和吃友们浩浩荡荡地或开到“新聚丰”，或去“义昌福”……午后则进澡堂，消化那一顿丰盛的筵席。晚上让房客的儿子高小庭替他买好虾子鲞鱼、糟鹅、野味等小吃，上酒店开怀畅饮，一醉之后可呼呼大睡。天天如此，年年如此，辛辛苦苦，风雨无阻地“从天上吃到地下，从河里吃到海里”，对于吃的艺术进行了实际锻炼，味觉官能由干不断使用而更加完善，竟然具备品评千分之一的差别。苏州的名菜名点使他满足、陶醉。有了美食他可不贪女色，不思治家，快三十岁的人还是一个光棍。苏州的名菜馆由于朱自冶们的频频光顾而增色生辉、名扬四海。朱自冶作为一个有钱的吃客，一个有精致鉴赏力的美食家受到社会的尊重。
解放后，那些五毒俱全的资本家、地痞流氓遭到了镇压，而朱自冶除了有吃的嗜好外，别无其它恶习，故几次运动均未擦到他的皮。而经济政策的正确、饭店茶馆生意的兴隆，使朱自冶照旧可以积极地吃，并且因少了流氓强盗的袭击，他感到比旧社会更自由，于是逢人便说“共产党好”。
可好景不长，因那知足的文化心理作祟，一些名菜馆在“大众化”、“为工农兵服务”口号下，取消了传统特色名菜。失去了美食的朱自冶一下感到生活失去了生气和意趣，“每吃一顿饭便是一阵懊丧，一阵痛苦，一阵阵胃里难过”。他气急败坏地对着当了饭店经理的高小庭说：“你们把苏州名菜弄得一塌糊涂”，“你们对不起苏州”。虽是社会主义干部，但仍奉行封建主义“君子谋道不谋食”，“存天理，灭人欲”的高小庭怎能觉悟到“吃”也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文化，他把朱自冶的意见视作资产阶级的进攻而予以严厉驳斥。对饭店的失望，使朱自冶开始隐退。那些茶馆、饭店不再见到他的踪迹，朱自冶躲进了住家东面五十四号石库门号，与当年社交界极有名的会唱戏、会烧菜的政客姨太太孔碧霞结识。孔碧霞丈夫临解放时逃往香港，撇下了孔碧霞母女，孔生活颇为拮据，也只能俯就这位过去根本不屑一顾的美食家。从此朱自冶又加入苏州菜的另一个体系，那是有别于饭店菜馆的家庭式的烹调艺术，是高度物质文明和文化素养的结晶。朱自冶和孔碧霞，一个会吃，一个会烧，两人由同吃而同居，由同居而宣布结婚，过上了销魂的日子。
五十年代经济政策小小的失误尚未影响到朱自冶的吃客生涯，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却使他遭了难，他非但得不到美食，连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饥不择食的朱自冶不得不乞求高小庭帮助，深夜推车买南瓜充饥。因吃发生困难又与孔碧霞争吵分食，最后两人不得不分居。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好吃的朱自冶成了牛鬼蛇神，与高小庭站在一起遭受批斗。此时的朱自冶只能画饼充饥，在梦乡与美食会晤了。
“文化大革命”后，朱自冶的命运又发生了奇特的变化。苏州菜馆面临恢复传统名菜的艰巨任务，但有技艺的厨师都已退休走散，人们便想起朱自冶，请他出来指导。从此，朱自冶又因好吃的名气而身价百倍，被人奉若上宾，他编食谱，传授口经，名声越来越大。在那窗外树影婆娑、水光跃廊，一阵阵桂花香气的五十四号内，家庭筵席又摆开了，名流宾客趋之如鹜，孔碧霞使出浑身解数，摆出了一道道令人眼花瞭乱、富有艺术性的丰盛宴席。美食家朱自冶踌躇满志，准备在那即将成立的世界美食家协会任副主席，并想通过高小庭的关系到名菜馆任技术指导。被邀出席宴会的高小庭不由感叹地想道：“孔碧霞的确是做菜的能手，二级厨师的手艺，应该由她来当烹饪学会的主席或者副主席。世界上的事情是会做的往往不如会吹的，会烧的也不如会吃的。”
小说以幽默讽刺的笔调勾勒出资本家朱自冶从讲究美食的寄生物变成一个大名鼎鼎的美食家的吃客生涯，围绕朱自冶解放前后大起大落的奇特命运，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出我国经济政策，政治政策的曲折变化，以及那种畸型的文化心态，小说以深邃的洞察力、独特的审美观念，使一个无价值的吃客成为一个映现社会文化水准高低的尺标。淋漓尽致地针砭了现实生活中沽名钓誉、故弄玄虚不重实际的世风。人物形象别开生面，富有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