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提出的天与人交互感应的命题。天有意志，这是第一前提；天人相通，这是第二前提。这两个前提在古代中国人那里，是自然成立的。人的活动与行为根据其善恶，能使上天作出相应的反应：善则天心喜悦，示以祥瑞如凤凰、灵芝、甘露等；恶则天心震怒，示以灾异如日食、月食、冰雹、地震等。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观念，商周时就已有“天命”的说法，认为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尤其是帝王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到西汉董仲舒那里，便发展成一种完备的神学理论。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天人之应”的策题时，开篇即说：臣读《春秋》，考察前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以此来推求天人相与之际的种种问题，那真是令人恐怖啊!天子将有过失，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告；不知自改，又现出怪异来恐吓；如果还不知变改，大祸就会降临了。这就是风行两汉的“谴告说”。这种危言耸听，实际上是对帝王行为的一种限制。帝王虽然为人间至尊，但也不能无法无天，否则将遭到天谴，甚至灭顶之灾。在董仲舒时代，“天人感应”并非一种道德说教，而是一种真诚的信仰。曾经有一位名叫眭弘的儒生，根据自然界的异常现象推论“当有匹夫、匹妇为天子者”，并公然上书建议汉家天子“求以贤人，禅以帝位”。这在家天下的古代，实际上是拿生命在做赌注。如果不是真诚的信仰，他这种行为的动机就很难解释。同时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写的《史记》中有一篇《天官书》，就是“天人感应”的范本。《天官书》说的是天文，对应的是人事，近代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读罢此文的法译本，感到震惊无比，才萌发了研究“原始思维”即他所谓“前逻辑思维”的念头。其实，在二十四史中，“天人感应”的记载比比皆是：暴君在位或天下大乱前，一定有陨石、地震、山崩、洪水等怪异出现；贤主在位或天下太平时，则一定有龙凤、嘉禾、甘露、天书等祥瑞出现。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历史记载作为依据，所以天人感应的观念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又由于人事与自然现象的某些巧合，连现代科学也无法解释清楚，所以，天人感应的观念在现代中国人的潜意识中，还没有彻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