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桑子·重阳 毛泽东

采桑子·重阳毛泽东朗诵：方明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采桑子”是词牌，“重阳”是题目，这个题目确定了词的内容与重阳节相关.
　　这首词写的是重阳节战地风光，诗篇的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达了诗人与红军战士们在艰苦的战斗生活中从容不迫、欢快愉悦的心情.　　与我国传统的诗文相比，《采桑子·重阳》之中的秋天形象色彩艳丽，生机勃勃；这主要取决于当时作者“东山再起”的革命豪情；词中主要选择了“战地黄花”“寥廓江天”“万里霜”等形象表现这种特点.
鉴赏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自战国楚宋玉《九辩》以来，悲秋就成为中国古典诗赋的传统主题.而前人以九九重阳为题材的诗章词作，则更借凄清、萧杀、衰飒的秋色状景托怨情、兴别恨，少有不著一“悲”字者.诸如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甫的“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杜牧的“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苏轼的“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悲”等等，或叙写羁旅他乡的孤寂清冷，或叙写羁旅他乡的孤寂清冷，或寄寓伤时忧国的凄怆痛楚，或倾吐落拓失意的抑郁苦闷，或抒发获罪被贬的万端感慨，皆“婉转附物，招怅切清”.毛泽东的这首词却脱尽古人悲秋的窠臼，一扫衰颓萧瑟之气，以壮阔绚丽的诗境、昂扬振奋的豪情，唤起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独步诗坛.
　　词以极富哲理的警句“人生易老天难老”开篇，起势突兀，气势恢宏.“人生易老”是将人格宇宙化，韶光易逝，人生短促，唯其易逝、短促，更当努力进取，建功立业，莫让年货付流水.“天难老”却是将宇宙人格化.寒来暑往，日出月落，春秋更序，光景常新.但“难老”并非“不老”，因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抗拒的规律”〔毛泽东『矛盾论』〕.“人生易老”与“天难老”，一有尽，一无穷；一短促，一长久；一变化快，一变化慢.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既对立又统一.这并非“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古老格言的简单趋附，而是立足于对宇宙、人生的清理并茂的认知和深刻理解的高度，揭示人生真谛和永恒真理，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具有极强的审美启示力.“岁岁重阳”承首句而来，既是“天难老”的进一步引申，又言及时令，点题明旨，引起下文：“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今又重阳”是“岁岁重阳”的递进反复，年年都有重阳节，看似不变，其实也在变，各不相同：如今又逢佳节，此地别有一番风光.
　　古有重阳登高望远、赏菊吟秋的风习.在历代诗文中，重阳节与菊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身逢乱世的诗人，往往借写菊花表达厌战、反战之情，即菊花是作为战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毛泽东笔下的“黄花”却是和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这“黄花”既非供隐士高人“吟逸韵”的东篱秋丛，亦非令悲客病夫“感衰怀”的庭院盆景，而是经过硝烟炮火的洗礼，依然在秋风寒霜中绽黄吐芳的满山遍野的野菊花，平凡质朴却生机蓬勃，具有现实与象征的双重性，带有赋而比的特点.词作者是怀着欣悦之情来品味重阳佳景的.黄花装点了战地的重阳，，重阳的战地因此更显得美丽.“分外香”三字写出赏菊人此时此地的感受.人逢喜事精神爽，胜利可喜，黄花也显得异常美丽；黄花异常美丽，连她的芳香也远胜于往常.这一句有情有景，有色有香，熔诗情、画意、野趣、哲理于一炉，形成生机盎然的诗境，既歌颂了土地革命战争，又显示了作者诗人兼战士的豪迈旷放的情怀.尽管“人生易老”，但革命者的青春是和战斗、战场、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并不叹老怀悲，蹉跎岁月，虚掷光阴，而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革命而战，一息尚存，奋斗不止.
　　下片承“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的意脉，写凭高远眺，将诗的意、境向更深更阔处开拓.岁岁有重阳，秋去又秋来，“一年一度秋风劲”，这个“劲”字，力度极强，写出秋风摧枯拉朽、驱陈除腐的凌厉威猛之势，笔力雄悍，极有刚健劲道之美.此情豪迈异于东风骀荡、桃红柳绿、莺语燕歌、温柔旖旎的春日风光.但劲烈的西风、肃杀的秋气在作者心中引起的不是哀伤，而是振奋.诗人的感情、战士的气质决定了他的审美选择：“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天朗气清，江澄水碧；满山彩霞，遍野云锦，一望无际，铺向天边，这瑰丽的景色难道不“胜似春光”么？

毛泽东写《采桑子·重阳》的前前后后
从1929年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6月8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六月十四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中共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
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不久，陈毅到达上海，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央八月二十一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他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身边工作的人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9月28日，陈毅将写好的决议交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阅毕，高兴地说：“很好，就是这个意思，我一字都没有改.你回去以后，就以此信的意思统一思想，作出决议.”说完，周恩来握住陈毅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常言道，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回去的任务主要是请毛泽东回到四军前委领导岗位，这个任务很重大啊!”
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也就是“九月来信”.
10月初，陈毅化装成华侨商人怀揣“中央九月来信”，一路风尘仆仆，于22日抵达广东梅县松源，会晤了朱德，简略地通报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并表示要请毛泽东复职.
朱德表示赞同，却又忧心忡忡：“不过，你欢迎他回来，他是不是愿意回来，还是个问题呢!”“这个我负责.我相信，是可以把他请回来的.”陈毅满怀信心，颇有把握.对于陈毅的直爽，朱德不以为然地笑了笑，递给陈毅一封红四军“八大”前毛泽东的信：“我平生缜密考察事业，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人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七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那时，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县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蛟洋后，发现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
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代表大会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并且论述了实现这个任务的三项基本方针：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会议后期，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
毛泽东这次病得很重.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国民党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很高的评价：“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在这期间，红四军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
9月21日，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在九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毛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上杭古田举行.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近三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