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蚀》三部曲的创作之后，一九二九年茅盾完成了长篇小说《虹》，意“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梅行素是这部小说着力刻划的主要人物。
梅行素生活于“五四”至“五卅”这个历史时期。激荡澎湃的“五四”新潮，波澜壮阔的“五卅”反帝群众运动，驱策和影响着这位大家闺秀的思想和行动，使她逐步走向革命，投入群众斗争的行列。
“五四”运动开始以后，反封建、反旧传统的浪潮到处冲击，要求打破虚伪的旧礼教、要求自由平等的呼声响彻一时。深受封建道德束缚的青年，从心底里发出各种各样的战叫和呼喊。梅行素的反抗行动便是从婚姻问题引起的。封建的父亲不让她有婚姻的自由，顽固地摆布她的命运，把她许给讨厌的小商人柳遇春。她遇到了当时封建家庭中的青年经常碰到的磨难。但梅行素是一个狷傲倔强的女子，在新思潮的推动下，相信自己能征服环境、征服命运。“社会的进化”、“人的发现”、“女子解放”这些“五四”初期的思想使她走上了个人奋斗的道路。她毅然决然地单枪匹马同旧世界搏斗。她要主宰自己的命运。
但是，现实是严峻无情的。同整个旧势力相比较，她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了。她原以为自己能驾驭柳遇春，可是事与愿违，反落入了柳的“牢笼”。离开柳家后，她到一个以新思想为标榜的学校里去教书，可是那些教员不过是“跟着新思潮的浪潮浮到上面来的暴发户”，所谓的“新思想”，不过是用来掩饰他们无耻的勾当、抬高自己在为“五四”风暴所震动的社会上的地位的工具。她痛恨这些人，痛恨这空气恶浊的学校。不久，又到提倡“新思想”的军阀惠师长家当家庭教师，很快就发现“提倡”仅仅是种时髦的装饰，他们吃的还是“军阀的饭”。梅行素从家庭冲向了社会，追求着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着生活的意义。但她一次次地碰壁，得到的是更多的烦恼和苦闷。梅行素这才认识到社会黑暗重重，个人奋斗是无法动摇它的根基的。但是，新的出路何在，梅行素仍然找不到答案。她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竟成熟了她的冷酷憎恨的人生观，这好像是一架云梯，将她高高地架在空中，鄙视一切，唾弃一切，憎恨一切”。这使她和群众、集体、社会越来越远离，自己也越来越感到空虚。个人奋斗已把她引上了绝路。究竟是从此消沉下去，还是另外寻找新的道路，需要她刻乍出抉择。
梅行素是一个好强的人，又多少保留了“五四”时期所接受的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推动她逃出四川，到上海寻找新的世界。梅行素的苦闷应该说是“五四”落潮期的一种时代病。“五四”唤醒了一大批青年，把他们从家庭投向了社会。但在黑暗社会的重压下，不少人遭遇了失败和挫折，陷入了苦闷和迷惘的境地。有的则沉沦下去，有的挣扎着、带着满身的创伤往前冲。梅行素则属于后面一种类型。因为她的性格特点就是“往前冲”。从四川到上海，环境变换了，然而她能否走上止确的道路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当时上海正处于“五卅”的前夕，阶级斗争显得更为尖锐，一个新的革命运动在酝酿中。面对这风云变幻的现实，梅行素深感自己的不足。在同别人讨论如何救中国时，她苦于驳不倒对方，却又提不出自己的看法，“她自己的思想武库呢，对于这些问题向来就没有准备。现在浮上她意识的，只有一些断烂的名词：光明的生活，愉快的人生，旧礼教，打倒偶像，反抗，走出家庭到社会上去”。“五四”时代接受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已显得那样软弱无力、不解决问题。新的时代和新的斗争要求不甘心落伍的青年去寻找新的思想作为自己生活的指引。
在上海，梅行素结识了各色人等，对她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一些革命者，如黄因明、梁刚夫等。尤其是梁刚夫，不仅作为异性吸引着她，而且在精神上也吸引着她。他们鼓励她参加妇女会工作，介绍她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书籍在梅女士眼前展开一个新宇宙：辨不出方向那样的迷惘的苦闷暂时被逼到遗忘的角落里”，她再一次感受到当初中学时期读“新”字排行的书报那样的兴奋心情。她的思想又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变化。她对“五四”时代接受的一些思想重新进行了审视和扬弃，对个人奋斗之没有意义也有了初步体会。同时，接受了梁刚夫“革命的斗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应该从实际生活中去领受”的观点。虽然梅行素对革命尚未有彻底的认识，但在实际斗争中，她逐渐明白了“帝国主义，还有军阀，套在我们颈上的铁链’必须“烧断”，这就得依靠“被压迫的民众”；并深信“把千万的心捏成为一个其大无比的心”，“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在“五卅”群众性的示威中，梅行素的“往前冲”的性格得到了充分体现，她是那样的精神昂扬，勇敢刚毅，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安危，怒吼着：“中国人齐心呀!赶走这批强盗……”，连嗓子都哑了。此时，她溶汇在群众斗争的汪洋大海里，不再是一个孤独的个人奋斗者，而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了，虽然对梅行素来说，要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但她真正投入了革命的集体，找到了自己的出路所在，方向是明确的，光明的前途可以预卜。
梅行素的形象是有典型意义的。从家庭走向社会、走向革命，从个人奋斗经过摸索而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梅行素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启示着人们：个人奋斗乃是一条死胡同。青年知识分子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和人民的事业相结合，才能使自己成为伟大的革命集体之一员，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寻求到人生的真谛。而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脱胎换骨的质的变化过程，其间充满着艰巨的、痛苦的思想斗争。但是，也只有经历了这个过程，生活才会变得充实，变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