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江出蜀东，会于浔阳，云涛雪浪，相撞击而下，是为九江。九江之上，有巨山崛起，名甲天下。自外望之，巍然高大，与他山未有以异也。环视其中，磅礴郁积，崖壁怪伟，琳宫佛屋，鉤锦秀绝，愈入愈奇，而不可穷，乃实有以甲天下也。予往偕计吏数，取道山趾，望其巅欲跻焉，探天池，观造化擘出怪谲。及其至也，不遇霜飙雨雹，炎熇赤日，则阴霾宿祲，翁然出于洞穴之中，欲冲射人；与夫虺蜴蛇虎之群，磨牙泽吻而垂涎，鸟道苔境之所颠坠，颓崖断石之所覆压，有足以褫魄而夺气。凡遇是数者，不可人意；虽好游者，不果力跻而寄目，以偿所愿焉。
政和七年十月七日，道遇武阳聂名世，自圆通同宿东林，观虎溪莲池。明日登罗汉阁，上白公草堂。至上方五杉阁，凭高望九十六峰，隐见天末，不可名状。而香炉一峰尤胜绝，草堂正坐其下，宜昔时隐者之所喜盘旋于此也。过西林，履五里许，至资圣庵。资圣而上，渐峻拔，非数十步辄一休，不可疾至。历三茅亭，乃至锦绣谷；闻春时异葩怪卉，层出杂见，相错如锦绣然。自锦绣谷不半里，至天池妙吉祥寺，去平地二十里矣。是夜礼文殊于瑞光亭，拜未起，而灯光璨发于栏楯之外，大小几百余灯，明灭合散不常。僧指示曰：“此圣灯也。”予不能致诘，窃意名山蕴灵，必有神物欲示其异，以惊众而然耶，抑草木竹石之自有光怪而为此耶?或谓：唐会昌中，二僧藏金像于锦绣谷，恐其祥光腾溢而出。此说几近欤。寺有贮云庵，又在绝危峦顶，峭发壁立数百千仞，吐云气而薄星辰者，皆出乎袵席之近。明日由山北下三里，至佛手崖。崖下清凉莹彻，可丈余，水溅溅鸣其中。有石龙首，浮于泉上，诡壮若欲奔动，视之毛发为悚。崖西半里，登相光亭，观掷笔峰、坐禅台。竹林遗址，山中人传数有僧见竹林宝刹于此，转盼失之，故今号“竹林化寺”。复从崖东北下三里，至宝林，即唐大林寺，白乐天尝序此地；实匡庐间第一境，人迹罕至，古今识游者镵刻未泯也。寺三里，道傍有饮牛池，池一里至峰顶庵。视香炉峰，反在其下。东有文殊、四望二台。老松一株极丑怪，偃于四望台之上，若张盖然。坐其下以观浮图之屋，穹堂奥殿，负崖架空，矗在天半，绀碧照耀，环山而四出。九江波涛雪色，砰摆振撼，合而东去者，皆在乎履舄之下。彷徉注视，目不得瞬，而千万状之变态，亦不可得而穷也。于是下峰顶十里，至普照寺。而宝兴、石盆、护国三庵，居峰顶、普照寺之间。又下至广严寺，游连枝亭，复投宿东林。观壁间记游者甚众，不过径上天池、佛手崖而止；吾二人自谓几览遍山北好处。
因回视江南地雄富，内坦夷，数千里气状清淑。而兹山巉突于江滨，若造物者喜设宏壮屏扞于此土，使江南清淑之气蜿蟺储育，至是碍而不得西。尝产而为幽兰、瑞香、芝英、竹箭之美，与夫三脊之茅、千寻之名材、希世异物为瑞；太平之时，未能独当奇也。尚有魁豪不世出之士，埋光铲采于其间，而求之复无有。岂明天子在上，皆已出而仕者也?彼陶令与十八贤者，一溺于此，遂终身不出。盖当时挈治世具，不得设张，即思自放于山谷之间，而进退卒以不污，后世不敢少訾焉。白乐天贬浔阳，慕渊明之为人，乐之不去。是皆人与山相得于一时者。厥后当宗闵权势震赫时，终不附离为进取计，气节自高，岂无待而然耶?予与名世冒风埃，走数千里，忘其悲忧感慨、羁旅戚戚不已之怀，而骤得天地怪奇伟丽之观，则兹游所得，时人亦叵测云。
【原文作者】：王廷珪
【鉴赏】：
王廷珪这篇《游庐山记》，写于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文章不仅叙述了自己的游踪，描绘了庐山险峻奇伟的景色，而且还寄寓了深沉的感慨，可谓情景并茂，为游记文的上乘之作。
此文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以偿所愿焉”，概括地写庐山的地理方位和壮美奇伟的景象，以及以往的欲游不果。具体看，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三层意思。开头几句，欲写山先写水(长江)，然后由水引出庐山。这既表明庐山的位置所在，又说明天下名山虽不少，但巍然崛起于长江岸边的，却以庐山为最。这是第一层意思。下面概括地状写庐山的磅礴奇伟：自外望之，与他山无异；但若深入其中，就会发现高崖古寺，秀绝怪伟，愈入愈奇，足可称为“甲天下”。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是写自己以往欲游而未果，从而间接而又进一步地描写庐山的险恶形势：自然界的气候十分恶劣，“霜飙雨雹、炎熇赤日”以及“阴霾宿祲”随时都可以阻挡游者踪迹；同时又有“虺蜴蛇虎”、“鸟道苔境”、“颓崖断石”，足以让游客望而生畏，却步不敢前。因此，自己终于也“不果力跻而寄目，以偿所愿”。这段描写说明，庐山形势壮伟而险恶，确实值得一游；但若没有一定的勇气与决心，又很难成行。这就为下面一部分写游览庐山作了衬托，并埋下了伏笔。
第二部分，从“政和七年十月七日”，至“吾二人自谓几览遍山北好处”，是本文的主体部分，集中地写游览庐山的整个过程，并就耳目所及，描写了沿途风光。作者的游览路线是：东林寺、虎溪--罗汉阁、白公草堂--五杉阁--西林寺--资圣庵--三茅亭--绵绣谷--天池寺、瑞光亭--贮云庵--佛手崖--相光亭--大林寺--饮牛池--峰顶庵--文殊台、四望台--宝兴庵、石盆庵、护国庵--普照寺--广严寺--东林寺。从游踪来看，作者遍游了庐山的西北部，故文中说，以往来此游览者不少，但都“不过径上天池、佛手崖而止；吾二人自谓几览遍山北好处”。一种穷幽尽奇、征服艰险的自豪感，洋溢于字里行间。作者善于记游状物，因而读者也好像随着作者的游踪，到庐山西北部游览了一遍。
第三部分，从“因回视江南”至文末，是以议论的方式写游庐山后的感想。作者认为，庐山“巉突于江滨”，拦住了江南的清淑之气，使之储蕴于此，不仅孕育出象幽兰、瑞香、芝英、竹箭等灵草妙药，以及三脊之茅、千寻名材等象征祥瑞的希世异物，而且更有“魁豪不世出之士”隐藏其间，可谓“物华天宝，地灵人杰”。下面又列举了两位与庐山关系最为密切的历史人物--陶渊明与白居易，来说明这些隐居匡庐者，是因为当时时事黑暗，“挈治世具，不得设张”，不得已才“溺于此”的。因而，他们“气节自高”，保持了清白的名声。并且，他们之所以能够超然世外，物我两忘，乃是因为他们是“无待”的有道者。最后说，这次庐山之行最大的收获，是“忘其悲忧感慨、羁旅戚戚不已之怀，而骤得天地怪奇伟丽之观”。这既是对全文的总结，同时也似乎有掩饰上述议论的意思。
《游庐山记》是一篇典型的山水游记文章。游记这种体裁，发源于魏晋，成熟于唐。至宋代，又另辟蹊径，别具一格。具体看王廷珪的这篇《游庐山记》，它表现出以下三点特色：
首先，作者善于记述游踪，使这一部分文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写游记文章有一大忌，就是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像一部流水帐。这样往往会使文章平直枯燥，毫无生气。但王廷珪却能很好地避免这些弊病，把文章写得有详有略，浓淡相间。对重要的风景名胜，作者着力渲染，或写景色之奇，或写历史状况，或写神话传说，或写得名由来，总之是各有侧重。例如写锦绣谷，写天池寺(瑞光亭)，写文殊、四望二台等处，就是如此。写锦绣谷的得名由来，是因为这里“春时异葩怪卉，层出杂见，相错如锦绣然”。写到夜间在瑞光亭礼文殊，并看到有上百盏灯合散明灭时，就穿插了一个神奇的传说：“或谓唐会昌中，二僧藏金像于锦绣谷，恐其祥光腾溢而出。”写在四望台上所看到的庐山与长江景色，也颇为生动、壮观。而对于一些风景点，比如罗汉阁、西林寺、资圣庵、普照寺、广严寺等处，就一笔带过。详细处浓墨重彩，引人入胜；简略处给人以想象余地，耐人回味。这就避免了平铺直叙、均衡用力。这一部分好像为庐山西北部勾勒了一幅立体图画，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尤如跟随作者去游览了一番。
其次，以议论的方式表达了作者的感想，间接地抒发了对现实的不满之情与个人的怀才不遇之感，可谓感慨良多，寄托遥深。作为叙事绘景的记游散文，受诗歌的影响很大。唐诗重“兴象”，以生动的画面与饱满的感情见长；宋诗“尚理”，以“理趣”见长，诗人往往以议论的方式寄寓某种道理。影响到游记，亦是如此。比如唐代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就主要是以清新灵动的画面为主。而宋代的游记，就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作者往往在文章中发议论，表现某种事理。比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就各有所象征与寄托。王廷珪这篇写于北宋末年的《游庐山记》，亦复如此。作者说，庐山钟灵毓秀，不仅生产出幽兰、灵芝一类的灵草异物，更有“魁豪不世出之士”隐藏其间，“而求之复无有，岂明天子在上，皆已出而仕者也”。实际上，这是对时事政治的巧妙讽刺。北宋末年，政治极为黑暗腐朽(十年后北宋即灭亡)，外有农民起义、异族入侵，内有奸佞执政，朝纲紊乱。宋徽宗赵佶是一个昏庸得无以复加的皇帝，重用高俅、蔡京、童贯、杨戬四大佞臣，对贤良方正之士却摒而不用。因此，有才有识之土就只好隐居深山荒野，去“独善其身”。所谓“明天子在上，皆已出而仕”云云，应是一句反语，意为天子昏庸，权奸当道，真正的魁豪之士并未被选拔任用，一展宏图。同时，这也寄托了作者个人的身世之感：自己已年近四十，尚未通籍(第二年方中进士)，报国无路，这对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无异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痛苦。作者又列举了曾隐居于此的陶渊明与白居易，说明他们之所以或辞官隐溺于此，或被贬谪来此地，都是因为不得志于当时；从而反衬了现时政治的混乱窳败。随即作者又对他们的崇高气节作了赞颂：陶渊明“挈治世具，不得设张”，便“自放于山谷之间”，“一溺于此，遂终身不出”，因而美名“卒以不污”；白居易遭政敌陷害，被贬于此，但不攀附权贵以固位求荣，“气节自高”。这是因为他们是有道之士，能够超然物外。这就表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士当为时用，以身许国；若不见用，则退居山野，保全名节。这也即是儒家传统的处世信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如其人。各种史料均称王廷珪性伉厉，负气节。他这种性格，在这里得到很好的表现。作者的上述这些感慨与寄托尽管是间接地表达出来的，但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然而作者却在文末故意掩饰一下：此行的最大收获是“忘其悲忧感慨、羁旅戚戚不已之怀，而骤得天地怪奇伟丽之观”。实则是，作者并未忘却悲忧感慨、戚戚不已之怀。这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作者的这番议论之所以与上文浑然一体，没有蛇足之感，乃是因为它是在叙事绘景的基础上自然生发出来的，并且没有因其议论说理而影响它的画面之美与意境之美。相反，它还使这篇游记深沉凝重，对读者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
再次，文笔准确而生动，善于渲染气氛。王廷珪的文笔很美，在这篇游记里尤其有突出的表现。他要渲染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就可以淋漓尽致、丝丝入扣地表现出来。例如作者写在四望台上观看庐山与长江，意在表现这一带山水的壮美奇险，就表现得相当出色：“坐其下以观浮图之屋，穹堂奥殿，负崖架空，矗在天半，绀碧照耀，环山而四出。九江波涛雪色，砰摆振撼，合而东去者，皆在乎履舄之下。”登高望远，名山佳水皆收眼底，壮观开怀。从这样的描写里，我们不是也可以窥见作者那开阔的胸襟与宏大的抱负么?再比如作者写庐山的险恶景色，也渲染得阴森可怖，令人生畏：“不遇霜飙雨雹，炎熇赤日，则阴霾宿祲，翁然出于洞穴之中，欲冲射人；与夫虺蜴蛇虎之群，磨牙泽吻而垂涎，鸟道苔境之所颠坠，颓崖断石之所覆压，有足以褫魄而夺气。”不仅庐山景色本身险恶可怖，就是我们今天读这段文字，也觉得有些“褫魄而夺气”。这样的描写，又不妨看成是北宋末叶险恶社会环境的折光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