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元丰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从二三子游于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遗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马桓魋之墓也。”
或曰：“鼓琴于墓，礼欤?”曰：“礼也。季武子之丧，曾点倚其门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为可得而害也。且死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将吊其藏，而其骨毛爪齿，既以化为飞尘、荡为冷风矣，而况于椁乎?况于从死之臣妾、饭含之宝玉乎?使魋而无知也，余虽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闻余鼓琴而歌，知哀乐之不可常，物化之无日也，其愚宜不少廖乎?”二三子喟然而叹，乃歌曰：“桓山之上，维石嵯峨兮!司马之恶，与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维水瀰瀰兮!司马之藏，与水皆逝兮!”歌阕而去。
从游者八人：毕仲孙、舒焕、寇昌朝、王适、王遹、王肄、轼之子迈、焕之子彦举。
【原文作者】：苏轼
【鉴赏】：
桓山在今苏北铜山县东北十七里，旧志作“二十七里”，误。《水经注》：“泗水南迳宋大夫桓魅冢。西山枕泗水西，上尽石凿而为冢，今人谓之石椁也。”“西山”即指桓山。《铜山县志·山川考》对桓魋墓作了较详细的描述：“石椁由山顶凿下数十尺，西向有埏道，门高数尺，宽如之。中广二丈，深三四丈，两旁有耳房。上皆版石，四壁凿痕阔二指。入夏，上版滴水不绝，记(按指苏轼《游桓山记》)所谓‘不成’者以此。”据这些文献记载，桓魋墓为桓山石墓群中规模较大的一座。
元丰二年(1079)正月，苏东坡与儿子苏迈等人，春游泗水畔桓山上的桓魋墓。桓魋是春秋时宋国的大夫，本姓向，因是桓族，故称桓魋。桓魋曾起意杀害孔子，引起孔子在逃避途中倚树作歌：“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事见《孔子家语》。苏轼不但使道士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遗音于桓墓(按，《履霜操》为哀怨之音。韩愈《琴操序》：“伯奇，尹吉甫子，无罪为后母谮而见逐，自伤作《履霜操》。”)，而且借回答“或曰”的“非礼”责难，大发了一通议论。最后还在石室墓道中放歌凭吊，表现出开放达观的人生态度和非儒学的异端思想。此时期苏轼的人生观、宇宙观已趋成熟。《游桓山记》与同时期的重要作品《赤壁赋》内涵十分近似，像《赤壁赋》那样借游览展示自己的灵魂，宣示自己的志向和哲学观点。
清·刘熙载《艺概》：“东坡文虽打通墙壁说话，然立脚自在稳处。”苏文直抒胸臆，独特的见解十分深刻，确实给人“打通墙壁说话”的痛快淋漓之感，而所谓“立脚稳处”，就在志向和哲学观点上。《游桓山记》就是一例。
《游桓山记》第二段中答客难一段话，分析了桓魋有知、无知的两种情况，并未肯定或否定其中任何一种，这两种情况统一到假设中的桓魅身上。可见苏轼在生灭、变与不变这类宇宙的根本问题上并不执著拘泥，正是《前赤壁赋》所说“自其变者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观点，--桓魋可以有知，也可以无知。怎么理解?这就是合二而一，把人生的变化摆到自然变化的大背景上，使一瞬的人生和常生常灭的宇宙合为一体。既然有这样的背景，能与宇宙合二而一，那么，被儒家视为恶魔的桓魋简直可以化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成为造物者“无尽藏”中的一部分了。
人和宇宙的关系，并不只停留在合二而一，还有一分为二的一面。《游桓山记》二段末的“鼓琴而歌”中，“司马之恶，与石不磨；司马之藏，与水皆逝”的语句，变与不变，分别同时并存，看似矛盾，其实就描写了一分为二，所以“歌阕而去”，作了总结。这正是《后赤壁赋》所描写一鹤化二道士的境界。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相联系的观点，合于易象阴偶阳奇产生宇宙万物之说。这样的宇宙观和对人生本体的认识，与辩证法亦有接近之处。
基于这样的观点，要理解“桓山之上，维石嵯峨兮；桓山之下，维水瀰瀰兮”的自然美就比较容易了。“自然美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这样的说法，恰当地形容了自然美与人的主观意识合而分、分而合的真实状况。人类就是在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中认识宇宙和鉴赏自然美的。
关于《游桓山记》的深层内蕴，还有一点应提及。苏轼于熙宁十年(1077)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二月知徐州近二年，在这段时间里，徐州接连发生罕见的大水灾和大旱灾。在对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苏轼与徐州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与此同时，他还了解到徐州人民独特的剽悍性格：“凶桀之气，积以成俗，……沈鸷勇悍，可以任事。”(《东坡奏议集·上皇帝书》)他向神宗建议，对这里的人才应“别开仕进之门”，不取文墨而取其武勇。《游桓山记》中对徐州古人--拔树示威敢于对孔子不礼的桓魋流露的同情和怜惜，未始没有因当时的徐州人感发的成份在内。